于此同时，彼得格勒也存在着一股暗流。随着俄军大本营的被占领，临时政府的瓦解和同德国的和平谈判的正式开始，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呼声再次高昂了起来。
这些人向工人和士兵们呼吁，随着临时政府的瓦解，威胁革命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俄国的政治应当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了，人民应当用投票选择自己的代表治理国家，而不是让布尔什维克用刺刀和子弹来统治这个国家。
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政治呼声不仅仅在布尔什维克党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同样有着对于立宪会议的迷恋者。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支持暴力革命和支持民主选举为左右两派的话，那么左派只有列宁、托洛茨基和党中央的大多数委员，右派则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少数中央委员和苏维埃各个工作部门的领导人。
卢那察尔斯基曾经因为听说革命士兵在彼得保罗要塞枪毙了士官生而大感惊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说道：“如果政府没有力量从根本上制止自行其是的死刑判决，我就不能留在政府之中。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离开政府，比和他一起毁灭更加可怕，但是为恐怖行为分担责任我是不干的…从事恐怖活动，不如投降。”
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如此多的右倾主义者，使得临时政府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遭到了失败，但是从临时政府退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对布尔什维克发起了进攻，试图想要阻止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冒险主义者继续使用暴力革命破坏俄国体制的行为。
俄历1917年12月28日，被布尔什维克改选下去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工人和士兵发出了呼吁书。
“工人和士兵同志们！我们向你们-珍视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紧急呼吁！你们要知道，背叛的打击正威胁着革命的国家、立宪会议和苏维埃事业…
十月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18年1月8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目的在于中断立宪会议…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召开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被其领导部门引向了冒险主义的方向，走上了并非是阶级组织特有的从事阴谋活动的道路，在彼得格勒制造了政变并夺取了政权…
可以预料，夺取了政权的冒险主义团体的政策将遭到彻底的失败。和平不可能通过与盟国决裂而与主要帝国主义强国集团勾结的途径来实现。
…全部居民，首先是全体工人阶级和军队，应该拿起武器，保卫以立宪会议为代表的人民政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决定于1月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由所有苏维埃、军队和海军的委员会，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站在保卫立宪会议立场上的所有组织的党团参加的非常会议。”
在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的鼓动下，加上被没收了教产的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带领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开始出现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市民游行。俄历1918年1月5日，彼得格勒的街头爆发了大游行，游行群众和工人赤卫队及革命士兵发生了冲突，引发了流血事件。
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马上就行动了起来，就1月5日游行引发的流血事件向工人和全体公民再次进行了呼吁。
“1月5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人民委员会的武装力量向举行拥护立宪会议的和平游行队伍射击…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只有全民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胜任安排好俄罗斯土地的事情，才能恢复俄罗斯的统一、结束国内战争、签订和约、巩固人民拥有土地和自由成果的权利…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和暴力，都要力争把全部政权转交给全民立宪会议！”
第948章
不管这些右翼社会主义者如何上蹿下跳，列宁所领导的人民委员会还是强行阻止了立宪会议的召开，使权力集中于最高苏维埃手中。
除了动用行政权力和武力驱散了试图召开立宪会议来取代最高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们之外，列宁还发表了针对普列汉诺夫大谈布尔什维克恐怖言论的驳斥文章。
“曾经有个时期，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革命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在那个时期（唉，那个时期已经永不复返地消逝了），普列汉诺夫就一个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发生在1903年，正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制定自己纲领的时候…
普列汉诺夫：完全同意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对于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
…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像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
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
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
当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是这样论述的。现在叫嚷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当时也是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就是这样论述的…
先生们，你们的克伦斯基在前线恢复了死刑，这不是恐怖吗？先生们…科尔尼洛夫之流，在前线枪杀了整团整团的士兵，这不是内战吗？先生们…仅在明斯克一所监狱内就监禁了3000名士兵，这不是恐怖吗？先生们，你们扼杀了工人的报纸，这不是恐怖吗？
区别仅仅在于：克伦斯基…同科尔尼洛夫、萨文科夫之流勾结起来对工人、士兵和农民实行恐怖，是为了一小撮地主和银行家的利益；而苏维埃政权对地主、奸商及其奴仆采取坚决的手段，是为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利益。”
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内某些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党员，列宁也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比如时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的索阿洛佐夫斯基，就在12月底被党中央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
而在阻止立宪会议正式召开之前的1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向立宪会议代表们提交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该宣言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第二条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基本上该宣言决定了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立宪会议必须要服从苏维埃的领导，这自然引发了试图利用立宪会议对抗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代表们的不满，占据代表多数的他们理所当然的否决了这项宣言。
立宪会议代表们的这一举动，和他们之前都成四川成汉向工人、士兵、农民所宣传的，他们要对付的不过是秉持着冒险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而不是苏维埃本身，形成了对立。这也就给了人民委员会以借口，中止了立宪会议的召开，把这些代表们从塔夫利达宫驱逐了出去。
被驱逐出塔夫利达宫的立宪会议代表们于是鼓动了工人和市民上街，游行队伍和革命士兵及赤卫队发生冲突，最终被革命士兵和赤卫队鸣枪驱散。
这一系列的行动，使得列宁成为了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的眼中钉，就在1月5日之后的两三天内，有人对在公众面前演讲的列宁进行了一次暗杀，不过在周边群众和卫兵的保护下，这场暗杀行动并没有伤害到列宁。
不过捷尔任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于事后都劝说列宁应当减少直接面对群众的演讲，只是列宁却回答他们道：“我绝不会向这些恐怖分子屈服。他们以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是那些软弱的贵族老爷，只要用一两颗子弹就能吓倒我们，让我们远离群众，我要说，他们这是痴心妄想。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站在群众面前揭穿这些人的真面目，让群众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究竟是站在群众面前同群众对话的我们，还是这些隐藏在群众之中向我们投出毒匕首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假如现在我们远离了群众，倒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捷尔任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对于列宁的坚持，也是毫无办法。不过他们也明白，列宁说的其实也对，现在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已经不再是沙皇的将军和临时政府，而是一群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之前都是一条战壕内的战友。
虽然布尔什维克和这些社会主义者都很明白，在沙皇和临时政府相继倒台之后，代表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和右翼社会主义者之间就出现了对立。这种对立的具体表现就是，俄国的最高权力究竟应当归于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应当归属于各社会主义党派联盟组成的新政府。
只是布尔什维克和这些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群众其实并不是十分了解，在群众眼中他们其实都是革命者。究竟应该支持谁，按照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经验，首先就要看谁的演讲更吸引俄国民众。
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就是从对工人们的宣传开始起家的，党的中央委员们几乎都有着丰富的街头演讲经验，当然最为出色的还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的公开演讲。只是现在托洛茨基受人民委员会委派前往了布列斯特要塞，和德国人进行正式谈判去了，而其他人却又被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联盟政府的想法给诱惑了，因此能够站出来驳斥这些右翼社会主义者蛊惑工人和群众谎言的，便只剩下了列宁。
只有列宁经常在群众面前露面，并发表支持苏维埃的演说，才能确保彼得格勒的革命群众不至于被那些右翼社会主义者所蒙蔽过去。
就在捷尔任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想着应当如何加强对于列宁的保卫工作时，列宁却已经丢开了自己被刺杀的事件，转而向着两人问道：“共和党的领袖吴川建议我们暂时不动西伯利亚州议会，而是先保证西伯利亚铁路的畅通，你们觉得他是怎么想的？”
斯维尔德洛夫马上对着列宁回道：“我在远东和吴川也共事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以我个人对于其人的观察，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质疑，他所怀疑的是当前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否独立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点来看，吴川同志至少要比我们党内的不少同志更像一名布尔什维克。
但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处的恶劣环境，使得吴川对于资本主义的妥协性较强。虽然他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共和党和无产阶级的政权-革命委员会，不过革命委员会所颁发的各项政策，看起来倒是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了。
他建议我们不动西伯利亚州议会，估计就是代入了革命委员会建立时的经验，直到今日革命委员会不也没有出兵打倒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北京政府么。以革命委员会现在的力量，其实打下北京并不是什么问题。”
一旁的捷尔任斯基则出声说道：“吴川的建议应当不会怀有什么恶意，我看他大约是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担心我们守不住西伯利亚铁路，从而断绝了这条远东的运输通道。
但是，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打下了奥伦堡，维持住了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地区的铁路交通，那么就应当趁着这个机会把西伯利亚地区的反动分子先消灭干净再说。只要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反动分子，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通道。
而这条通道对于我们来说也确实相当的重要，正是依赖于从远东运来的各项物资和西西伯利亚运来的粮食，我们才能够稳定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物价，并保证了前线部队的御寒衣物。只是，接下来我们想要消灭顿河哥萨克军政府、南俄志愿军和保卫乌克兰无产阶级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物资，炮弹和军需原料是必不可少的…”
列宁在房间内来回踱步思考，约一刻钟后方才停下说道：“和西伯利亚通道的安全相比，我更担心西伯利亚的富农和地主的动向。我们的土地法令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财产上的侵犯，而西伯利亚铁路同样也会给那些社会革命党以巨大的帮助…”
第949章
听说列宁遇刺消息后匆匆赶来的斯大林刚好听到了列宁对于西伯利亚富农和地主的担忧，他不由上前开口说道：“从我国的历史来看，面对东面和南面的敌人时，能够保卫莫斯科地区的首先是控制住伏尔加河流域。
西伯利亚地区的富农和地主固然是个威胁，但是在远东师控制住了乌法和奥伦堡之后，西西伯利亚地区和草原总督区、萨马拉省就被分割了开来。从目前来看，西伯利亚州议会并不是一个强硬的政权，没有了乌拉尔哥萨克支援，短时间内他们还聚集不起一支能够进攻莫斯科的大军。
因此，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并不在东面，而是盘踞在南俄地区的顿河哥萨克和南俄志愿军，从俄国北部逃亡南下的反革命分子在这里和顿河军政府同流合污了。
这些反动分子打下了罗斯托夫之后更是猖狂，正叫嚣着要向莫斯科进军，而各地的反革命分子也正不断向着罗斯托夫汇聚过去。因为顿河军政府的行动和宣言，乌克兰拉达政府也对我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他们并没有遵守和我们达成的约定，和顿河军政府断绝关系。
如果我们想要让乌克兰拉达政府澄清自己的立场，并压制住西伯利亚地区富农和地主反抗苏维埃的意愿，那么就应当尽快击溃顿河哥萨克和南俄志愿军。但是我们现在派往南俄进攻顿河军政府的部队数量是远远不够的，不要说进攻我们的敌人，就是防守住察里津都是困难的。
伏尔加河从北到南有三个中心城市，下诺夫哥罗德、萨马拉和察里津。下诺夫哥罗德是保卫莫斯科东南方向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莫斯科通往喀山和西西伯利亚的必经之路。
下诺夫哥罗德南面的萨马拉州，是从乌克兰和黑海到西伯利亚、中亚和草原总督区最短的距离。萨马拉铁路局与南乌拉尔铁路局、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局和莫斯科铁路局相邻，是中部地区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
萨马拉州的水路运输，经伏尔加－顿河水系和波罗的海－白海水系，几乎可以通到地中海、里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多瑙河流域的任何港口。乌法和奥伦堡正好为其挡住了来自东面和南面的白卫军的进攻。
萨马拉西面的察里津就更不用说了，这里是连接欧亚两洲的水陆交通枢纽，也是南部的粮仓。北高加索的粮食、巴库的石油、中亚的棉花，都要通过这里的铁路枢纽和伏尔加河的港口，转运到乌克兰和莫斯科等工业地区。
因此，保证萨马拉和察里津的安全是当前的首要问题，远东师打垮了奥伦堡哥萨克控制住了乌法和奥伦堡后，萨马拉的威胁算是暂时解除了。但是察里津的安危在罗斯托夫沦陷后就变得急迫了起来，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顿河哥萨克和南俄白卫军打下察里津。
列宁同志，我愿意前往萨马拉以远东师的官兵为基础扩建3-6个师出来，然后在春天到来之后带领这支部队前往察里津，消灭顿河军政府这个反革命政权。如果我们能够在夏天到来之前消灭顿河军政府，那么至少不会对当地的农业造成较大的破坏，明年城市里的粮食问题也会缓和许多。”
听完了斯大林的建议后，列宁托着下巴思考了好一会，方才点了点头说道：“顿河军政府确实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麻烦，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顿河哥萨克和白卫军区分开来。
我们需要一支可靠的武力去消灭白卫军，但是不能把消灭哥萨克作为我们的目标，在做好军事准备之前，我看令宣传人员对当地的贫穷哥萨克宣传我们的土地法令是有必要的…”
听到列宁首肯了自己的建议，斯大林的心中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随着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党团的斗争激烈化，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派和右派的矛盾也渐渐激烈了起来，而党内除了左右之争外，还有老布尔什维克和新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矛盾，比如托洛茨基就属于后者。
斯大林虽然支持列宁的主张，但是并不愿意见到党内的分裂，而在新老布尔什维克之间，他又倾向于老布尔什维克一方，和托洛茨基所代表的党内新贵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这个时刻，他更愿意到前线去做点什么，而不是在彼得格勒看着大家天天吵架。
“…不过，托洛茨基很快就要回来了，他都成四川成汉是回来讨论德国人提出的和平条件的，我认为等讨论完同德国人的和平条件，你再南下也不迟。”列宁突然就转换了话题对着斯大林说道。
斯大林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大好看了，德方虽然在一开始同意了和俄国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但是随着俄国临时政府的垮台和俄军开始复员，德国人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宣布自己的声明失效，并于俄历1918年1月5日（18日）向苏俄方面提出了领土要求。
原属俄国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给德国，并赔款德国30亿卢布。
这样苛刻的和平条件传回彼得格勒之后，顿时引发了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左派社会主义者纷纷要求发动革命战争，取消同德国的谈判。斯大林一开始也是反对签署和约的一分子，不过在列宁的教育下，他不得不表示愿意有条件支持签署和约。
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要塞返回，显然就是为了回来同党的中央委员们讨论关于同德国签订和约一事的。斯大林在感情上并不想接受德国人提出的和平条件，这看起来更像是投降要求，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承认列宁的看法是对的，前线的俄国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依靠他们去抵挡上百万的德国军队的进攻，无疑是不现实的。
人民委员会对前线俄军进行复员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散这支士气低落且不可靠的旧军队，然后从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当中重新招募一支支持人民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武装力量。
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目的，就是在为巩固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争取时间。时间每过一天，能够用于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红军力量就会大上一分。他之所以自动请缨前往萨马拉组建新部队，也正是看上了远东师官兵所具有的出色军事素养和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诚。
彼得约诺维奇巴拉诺夫在西线所率领的第3军，眼下就是西线俄军中士气最高的部队，现在正防备着从立陶宛到拉脱维亚的前线。和这些远东军队相比，其他俄军现在除了酗酒、劫掠驻地附近的平民和逃亡之外，几乎已经失去了同德军进行任何战斗的可能。
虽然布尔什维克所发动的十月革命轻易的打倒了临时政府，但并不是说这些响应了苏维埃号召的俄军士兵都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临时政府和军官们的痛恨，和期待布尔什维克所许诺的和平才服从了苏维埃的命令。
假如现在苏维埃下令停止军队复员，让这些士兵重新回到战壕中去抵抗德国人，那么这些士兵也会像抛弃了临时政府一样，抛弃人民委员会的。
因此斯大林在接受了列宁的教育后，转而支持了列宁的主张，同意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是立刻接受这个兼并性和约呢，还是马上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折中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军队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现在一定会赞成签订兼并性和约，不赞成立刻进行革命战争，因为依照社会主义原则整编军队，把赤卫队充实到军队中去等工作都还刚刚开始。
在军队完全实现民主化的情况下，违背大多数士兵意志去进行战争将是一种冒险行为。而要建立一支真正可靠和思想上巩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至少需要好几个月。”
斯大林也承认，在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下发动革命战争，指望德国在战争中爆发革命，这一希望是相当渺茫的。这也是他对于远东部队寄以厚望，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支可靠的红军部队的想法。
列宁并没有关注斯大林的脸色变化，而是继续一边思考一边说道：“组建红军部队，消灭顿河白卫军的进攻，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粮食和军需。看来，有必要让克拉辛同志代表人民委员会同革命委员会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以获得他们对于我们的更多支援了…”
斯维尔德洛夫听后不由开口说道：“也许我们可以把从贵族和资产阶级那里没收来的各类艺术品用作贷款的抵押，有许多艺术品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审美，也不属于俄国的文物，用它们作为贷款抵押，至少比放在地下室发霉好。”
列宁抬头看着他说道：“这倒是个好办法，临时政府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沙皇国库里的黄金也不知被运到了什么地方去，如果能够让这些艺术品变成黄金，那么倒是能够极大的解决我们现在的财政危机了。这件事你找人去办吧，尽量低调一些。”
斯维尔德洛夫点了点头，出售那些被没收的贵族和资本家的财产，传扬出去对于人民委员会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还有可能遭到国外资本家的抵制，因此确实是要低调一些。不过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想着，不知吴川对于俄国革命的发展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行动呢？
第950章
被斯维尔德洛夫念叨着的吴川，于12月底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去了长春。新的政府中心位于老城的西南方，这里完全是一片新建设的城区，在辛亥革命前就是一片田野和荒地。
作为松辽平原的一部分，长春的地形也是由山地、台地和平原组成的，新政府中心就位于一片台地上，东部有少许山地，西面就是平原地区了，那里也是过去长春的南关，现在的教育中心，从哈尔滨迁来的大学和长春自建的大学都在这一区域。
政府中心和南关的教育区只隔了一条南北大街，这条大街也是新长春城的南北中轴线，最北端是长春火车站，最南端是南郊航空学校，这条南北大街也被吴川命名为人民大街。长春城内，凡是南北向的街道都称之为大街，东西向的街道则一律称之为大道。
不管是和东面的南关教育区、东北方的老城区或是北面的工业区相比，这处政府中心所在的朝阳区都是比较荒凉的，除了政府大楼、体育中心等有限的建筑外，大多地区还保持着农田和村社的本来面貌。
吴川在长春的新居就在该区域的一片湖泊边缘，这处被长春人称之为南湖的湖泊是由伊通河的支流汇聚而成，过去是这片台地农田的供水来源，水面面积足有百多公顷。在经过了一番整治之后，南湖和周边地区约300多公顷的地方被规划成了一处公园。
虽然当吴川搬来长春的时候，这处南湖公园不过才整治了东北角的几十公顷区域，正好是吴川和党的委员及机关干部们所居住相邻的地区，不过这处森林和湖泊美景于一身的公园，已经让吴川非常的满意了。新居所的环境并不比他在哈尔滨的住所差，而他日常活动能够走动的地方也大了起来。
吴川搬到长春之后，梁廷栋就上门就长春的情况对他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汇报，应该来说梁廷栋这几年待在长春也确实没有白待。在他这几年的主持下，不仅长春城市的面貌为之一新，新长春城的城市面积也超过了辛亥革命时的数倍，而城市人口更是增长到了48万人，成为了东北地区仅次于哈尔滨和沈阳的第三大城市。
而这座新城的扩张并不仅仅依靠建筑业和传统的农牧业，在工业上也交出了足够亮眼的成绩。超过1000人的大型企业就有：长春拖拉机制造厂，职工19500人；长春冶金厂，职工12000人；长春汽车厂，职工28500人；长春机床厂，职工1450人…工业人口超过了城市总人口的40%，几乎接近哈尔滨城市中的工人比例了。
在交通上，除了原本的南满铁路干线之外，长春也成为了延边到赤峰的铁路干线中心，而长春到周边的公路建设更是发展迅速。以梁廷栋的估计，到了1920年，长春将会从地区的交通枢纽提升为东北中部的中心城市，可以和哈尔滨、沈阳两城的地位相抗衡了。
吴川并不认为梁廷栋的估计有什么差错，随着1918年5月丰满水电站正式开始蓄水，预计两年之内长春、吉林等地的电力紧张状况就会得到缓解，而有了廉价的水电，长春、吉林显然都会迎来一个较快的城市增长期。
并不是说现在的长春发展的不快，而是现在的长春发展完全是依赖于政府投资和战争景气，一旦战争结束对外出口萎缩，那么长春现在的这些工业未必能够和先进工业国家的同类产品展开竞争。只有在不断的降低制造成本的基础上，长春的制造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活下去，而廉价能源对于降低成本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和此时哈尔滨工人们积极投身于支持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政治活动不同，长春的工人们显然对俄国革命充满了好奇，但却只限于捐款捐物等活动，对于上街游行和报名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志愿军等活动就比较冷淡了。
毕竟长春的工人们不仅大都是从内地新招募的，而且长春这块地方被俄国人控制的时间很短，长春人对于俄国的看法就是和自己无关的外国。至于哈尔滨就不同了，作为中东铁路丁字路线的交叉点，俄国当初根本就是把哈尔滨当成殖民城市来兴建的。
而中东铁路使得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混杂在了一起工作，消除了双方之间的民族和国家隔阂，倒是在对铁路局的对抗中缔结了无产阶级的友谊。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俄工人已经共同举办过五一大游行以反对中东铁路管理局对于铁路工人的压迫了。
因此对于哈尔滨的中国籍铁路工人们来说，打倒俄国的沙皇、贵族和资本家，同样也是他们的心愿。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外国人的事，而是自己的事。因为过去他们也同样被俄国的沙皇、贵族和资本家压迫过，哪怕现在革命委员会把他们从俄国的沙皇、贵族和资本家手中解放了出来，他们也没有忘记这种阶级仇恨。
于是，即便革命委员会下令禁止布尔什维都成四川成汉克在境内招募中国人前往俄国参加革命，但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还是悄悄的越过了国界线，在赤塔等地加入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国际志愿军。既然是国际志愿军，自然就不止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有着朝鲜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加入，甚至连越南人都有。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因为东北地区现在已经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的地区，在东北宣传社会主义并不违背法律，朝鲜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现在都跑到了东北系统的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参加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