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增深以为然的点头吐槽道：“确实如此，北洋政府天天哭穷，但是政府里的官僚和军中将领却没有一个是贫穷的。过去的张勋，现在的曹锟、王占元、冯国璋，哪个在家乡没有大片土地的，哪个家产是少于千万的？就算是以清廉著称的段祺瑞，家中资产也有上百万，要不然如何养得起几房姨太太。
袁项城组建新军，讨伐南方革命党，拉拢都成四川成汉地方豪强，花钱数以百万计，从来不提缺钱两字。但是去年海河发了这么大的水，政府却只能调拨30余万赈灾，全然把救灾的指望放在了商民捐助上。政府救灾的力度还不及美国商会和红十字会的捐赠，真是让人齿冷。
若是没有我革命委员会的话，今次河北水灾可真要从天灾变成人祸了。更不必提，蒙古爆发的时疫也是靠着我们才解决的。北洋这些人，自辛亥以来就没干过什么实事，但是往自己口袋里捞钱，可是一个比一个出色啊。”
耿谨文长吐了一口气，把对于北洋的这点郁闷之气吐出后，方才平静的说道：“所以他们也是时候下台了。我听说袁项城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张寿增道：“是的，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据说每日大多数时候都在昏睡，只有少数时间是清醒的。眼下北洋的事务，主要是徐世昌、王士珍这些人操办，段祺瑞去看过袁项城，不过并没有接受袁对他的新任命，袁有意让段祺瑞恢复陆军总长的位置。”
耿谨文笑了笑说道：“袁项城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给这位爱将挖坑呢，眼下北洋军在北方也就剩下了陕西的陆建章和山西的孙发绪了，南方长江一线倒是在北洋手中，只是南方北洋各军现在都听冯国璋的，段祺瑞当这个陆军总长能够指挥谁呢？这个陆军总长的话，我看还不如他现在这个赴欧司令部总司令的话语更有影响力。”
张寿增同意道：“山西有阎锡山，陕西有陈树藩，这两位都是本地人，陆建章和孙发绪在当地听说执政酷烈，很不得人心。袁氏去后，两地恐怕都要生变。”
耿谨文道：“变一变也好，主席不是说了么，一潭死水是养不活东西的。这些军阀们为了私利互相争斗，民众才能觉悟啊。一个曹锟抵得上一千个宣传员，没有曹锟对于河北灾民的教育，我们也不能如此之快的赢得河北民众的支持啊。
北洋当下已经不足为虑，等到袁项城这个主心骨一走，北洋就会自行崩解下去，我们只需去接收北洋的遗产，并给他们挖好坟墓就行。
眼下值得警惕的，还是孙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文归国之后，就宣布放弃过去的刺杀和武装起义的革命方式，而中华革命党秘密结社的组织方式也有所变化，他们正仿效我党的组织方式，采取了公开活动，广泛吸收愿意接受三民主义的新党员，颇有改头换面的意思啊。
南方的地方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现在对于孙文可是赞不绝口。看起来，这个中华革命党倒是成了南方地方军阀和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纽带了。他们这么团结起来，显然就是想要针对本党啊。”
张寿增点了点头说道：“孙文于去年12月末抵京，即成为了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的座上客，其声势比起民国元年赴京时更盛啊。据说，孙文有意把中华革命党重新改回中国国民党，以扩展影响力。我看，本次立宪筹备会议，他们是想要有所作为了。主席，究竟会不会入京？”
耿谨文沉默了许久，方才摇了摇头说道：“不会，本党的根基现在都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苏北虽然现在被我们控制住了，但是这些地区的基础建设和工业基础都太过薄弱，加上本次河北水灾，京城附近受灾严重，不管怎么看都不是中央入京的好时机。
另外，从国防安全上来说，渤海如果不能成为我国的内海，那么天津就没有安全可言，天津若是不安全，北京又怎么能够安全？当下各国同我国之间的形势风谲云诡，一旦中央受制于人，对于本党威望的打击就太大了。
更何况，现在入京不难，入京后如何同各国修约才是大问题，我们不是北洋和孙文，不可能无条件的接受那些不平等的条约的。中央不入京，还能给列强一些希望，让他们不至于狗急跳墙。说到底，还是中国太弱了，所以我们承受不起和列强全面对抗的风险…”
耿谨文和张寿增讨论着孙文和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北京铁狮子胡同的承公府内，这是袁世凯特意拨给孙文居住的地方，一群中华革命党党员也在讨论着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法令。
同盟会元老张继正对着房间内的党员和孙中山愤怒的控诉道：“鲁豫的乡间，已经是盲动者掌权，下田人做主了。咱们世代传家的士绅，或被杀了，或逃了，好好的书香之家，要被糟蹋尽了！
田主被分了地，实业家被苛以重税，父一辈子一辈积下来的财货，就这么明白着被夺了去，给了那些个贱种了！现在在革命委员会的治下，是污浊不堪，泥腿当道，士人颜面丧尽，沦为了禽兽出没的野人国了！
吴川这个贼子，还是海外留学归来的革命者，但是他就是入了邪途了！我们这些个慷慨节义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动者们踩在地上了！
反满、反军阀，如今反出个禽兽的世界来，我们何其悲哉！”
坐在孙中山左侧的张静江正试图打断张继说点什么，他是支持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法令的，认为这比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要更有操作性。但是坐在他一侧的戴季陶却按住了他，小声在其耳边说道：“静江兄，此时不宜争论，反对土地改革法令的现在可是占了党内的多数，我们总不能为了共和党的政策辩解，弄得党内分裂吧。还是交给孙先生处理吧。”
张静江瞧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孙中山，终于还是忍耐了下来，继续听着党内其他人对于土地改革法令的批判和怨言。
第957章
对于耿谨文来说，北京城最吸引他的，不是东交民巷各外交使馆举办的舞会和酒会，也不是当前聚集在京城各处的各方政治人士的集会，而是位于外城西部的琉璃厂。
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不同，北京还是一座保持着诸多传统的旧城市，在这座城市中又以汇聚了各地书商和文玩的琉璃厂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过去。
随着清初满人入关，汉人从内城赶出之后，从内城赶出的汉人官僚就搬到了琉璃厂附近居住，而各省的会馆也就跟随着这些官员修建在了附近，以便于本省的官员方便前来会馆聚会。
因为官员和上京赴考的举人们都居住于此，因此全城的书市也就集中到了琉璃厂，于是就成为了读书人视为天堂的“京都雅游之所”，有点雅癖的文化人要是入京而不来琉璃厂淘件玩意回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过京城。
耿谨文虽然不是那种浅薄的知识分子，但是对于书籍文玩也确实有些爱好，他觉得看书和欣赏字画总比爱好黄赌毒强多了。那些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虽然不乏革命热情，但是也从日本学到不少坏风气，比如对于性的放纵。
不管是伊藤博文还是高杉晋作，这些维新元老们在年轻时一个个都风流的很，不管是认识朋友还是讨论革命，几乎都是在妓院中集会的。同盟会中的不少留日学生，虽然没有建立起伊藤博文或是高杉晋作这样人物的功绩，但是他们倒是把对方的风流学了个十足。陈其美、吴禄贞都是以好色著称的革命党人。
而留学欧美的革命者就显得保守了许多，特别是共和党的领袖吴川，不要说上妓院，就连姨太太都没养过一个。原本留学欧美的学生就比留学日本的学生要少的多，加上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以留日学生为主，因此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并不以为喜好女色是个问题，陈其美甚至干脆把革命的指挥部设在了妓院内，同样没有什么人质疑。
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的势力日盛，吴川和共和党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革命党人中放浪形骸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如耿谨文这样的党内高层也越来越意识到，吴川对于党员的个人癖好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那些沾染上黄赌毒的党员，现在几乎已经不能入党，为他人隐瞒恶习欺骗组织介绍入党的介绍人，现在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要知道，在辛亥革命时，不沾染黄赌毒的革命者几乎很少，特别是那些会党和绿林好汉就没有不碰妓女和赌博的。这也是国民革命军一开始的风气并不怎么好的原因。
不过到了今天，已经没人愿意或是敢于就这一问题挑战吴川的意见了。耿谨文还听东北的老朋友写信来说，吴川现在正安排人员征求各界意见，以拟定一部婚姻法。在这部新法律中，将会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则，确定一夫一妻制度，而共和党员敢于违背法律的，严重者将会被开除出党。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耿谨文就更不愿意去沾染吴川所厌恶的那种低俗爱好了。其他人也许还不太了解吴川，在吴川身边待了一段时间的他还是很清楚对方的性格的。
在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上，对方也许会给人留几分情面，但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对方几乎不会做出任何让步。这一点上，吴川要比孙中山做的好多了。
由是，在抵达北京尚未进入正式的工作，又不愿意应酬那些北洋政客、官僚宴请的耿谨文自然也就跑来了闻名已久的琉璃厂，一边逛着书市，一边看看有没有漏可捡。
说起来，现在北京的书市正处于一个繁荣期，因为水灾的缘故，河北各地受灾的灾民带来了不少好东西，从而给琉璃厂提供了大批货源。而河北虽然受灾，但是战争景气期并没有过去，因此城市里的有产者还是过的相当不错的，还有心思玩字画古玩，此外就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也经常来中国淘换各种古籍和文物。
因此耿谨文来到琉璃厂之后就发现，这条不到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居然会热闹成这个样子。陪着他过来的张寿增则为其介绍街道两侧的店铺，“…这荣宝斋是京城最为著名的文房四宝店铺，他们家中颇有不少近代大师的书画作品，不过最为出色的还是木版水墨印刷…
至于这家多宝斋，算是琉璃厂最大的几家都成四川成汉古玩店之一了，不管是书画还是古籍，店内都有不少珍品，最近据说还搭上了宫内的渠道，弄出了不少宫内的珍藏。”
耿谨文停下了脚步，看着他有些惊讶的说道：“宫内的珍藏也能偷盗出来，就没有人管这事了吗？”
张寿增叹了口气道：“居仁堂中的那位都没多少日子了，谁还在意宫内的人在做什么。小皇帝年纪还小，之前京中宣言复辟帝制的保皇派又在我们的打压下逃回家乡去了，眼下大家都知道满清复辟已经没有了指望，就连京城里的遗老遗少去年也少了不少，没有了这些人管制，宫内的太监宫女也就开始大肆盗窃宫内的珍藏了。
有些东西在宫内并不算什么，但是拿出来就成为宝贝了，加上这些文玩店铺有些就是京城中的权贵的产业，有他们在背后庇护，也就没有人敢来追查这些宝贝的来路了。问题就在于，这些太监宫女并没有什么见识，他们偷盗的时候只为了方便带出宫，因此常常会损毁了文物的价值，更有日本及西洋人大肆收购这些宫中流出的文物，实在是一场浩劫啊。”
耿谨文虽然喜好字画古籍，但是却并不如张寿增爱之深切，他抬头瞧了瞧多宝斋的门面，便笑了笑说道：“当日袁项城同意前清皇室依旧居住在紫禁城里，可没说这紫禁城和里面的东西都是爱新觉罗氏的。我这次上京时就想了，袁项城既然要走了，京中的一些风气也该变一变了。要不然天下人怎么知道，我们革命委员会和北洋政府不是一回事呢。这事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先进去里边瞧瞧，这宫内流出的到底是些什么宝贝…”
1913年建成的国会会场就在宣武门西边，因为这幢三层建筑，会场前的街道也被改名为了国会街。不过在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解散国会，这里也被关闭闲置了数年。直到1917年10月末，袁世凯宣布召集各省及各界代表商议国事，才重新收拾了这里。
1918年2月15日，也就是耿谨文抵达京城的第十天，几个主要的政治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了国会会场东北侧的仁义楼内，就如何召开这场大会和讨论什么主题，展开了第一次讨论。
虽然来到北京只有十天，不过耿谨文也已经了解自己要面对的主要政治对手，声势上能够和革命委员会抗衡的，自然是现在代表中央政府的北洋集团。
只是北洋集团内部此时已经分作了数派，想要竭力维持北洋团体的正统派，以徐世昌、王士珍为首，陕西的陆建章和山西的孙发绪是支持他们的。接下来就是段祺瑞这一派，京城的靳云鹏、段芝贵和安徽的倪嗣冲是拥护他的。
最后一派则是占了长江沿线数省的北洋小团体，以冯国璋、王占元为代表。王占元虽然名义上支持冯国璋，但是他又是支持南北北洋团体团结的，可以说是北洋内部的中间派。
只是北洋集团虽然占据的省份虽然还要超过革命委员会，但是在政治上却并没有什么理念，他们之所以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仅仅是为了想要保持手中的权力，甚至只要条件合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在意中央政府让革命委员会掌握。
面对这样没有政治理念且内部涣散的军阀集团，耿谨文已经把对方视为了等待判决的死刑犯，无非就是先从什么人开始入手而已。
接下来真正值得共和党重视的政治力量，就是辛亥革命后，从立宪派和革命党演化而来的各团体。立宪派有二种主要势力，北方的黎元洪、梁启超；南方的张謇、岑春煊。其中张謇又同冯国璋有些勾搭不清，而岑春煊又同西南军阀往来密切。
至于革命党，其实就是同盟会和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各派势力，除了被共和党消化吸纳的，和转化为地方军阀的，剩下的其实也就变成了三派。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声势浩大，号称有57个支部，但国内只有18个，虽然自诩为革命正统，但是党员也就万余人。不过因为黄兴的去世，倒是让海外的前同盟会组织都聚集在了中华革命党名下。
然后就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以孙洪伊、丁世峄为首的韬园派，和人员更为复杂的政学会。这两派和主张暗杀、武装斗争等继续革命主张的中华革命党不同，在民国政府建立之后，就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接下来应当走保卫宪政、抑制军阀的合法斗争道路。
孙中山想要改组中华革命党，就是希望能够把韬园派、政学会重新纳入本党，从而快速增长本党在国内的力量。毕竟被袁世凯驱逐海外之后，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发展艰难，而共和党却因为影响力日增，使得大批进步青年都倒向了共和党，这让归国后的孙中山意识到了党的生存危机。
作者的话：接下来的情节会有许多背景介绍，也就是比较水，不喜欢的读者可以跳个一两百章再看。
第958章
在耿谨文观察着其他人的时候，戴季陶和张静江也在观察着这位共和党派出的全权代表。他们对于耿谨文其实并不陌生，当初在南京国会上就听闻了耿谨文对于立宪派的驳斥。
事实上戴季陶和张静江都觉得，要是当初不和袁世凯妥协，而是和东北的革命委员会联合对付北洋，那么也许满清的倒台会拖延一段时间，但是本党的处境和中国的政局都不会变的如此糟糕。
和居正、谢持、张继等对于共和党所推动的土地改革法令恨之入骨的态度不同，戴季陶和张静江还是认为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法令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早在辛亥革命时，宋教仁就想要推动过土地方面的革命，以实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但是宋教仁的计划刚刚提出来就遭到了同盟会大多数党员的反对。
这些同盟会成员振振有词的说道：“…三民主义是好的，但是这个平均地权的主张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平均地权只会把地主都推向满清，从而给革命造成了阻碍…”
在辛亥革命中，南方起来响应革命的农民，同样遭到了革命政权的镇压。这也是之后南方革命党人在立宪派倒戈之后，就迅速陷入了孤立的根源了。
而宋教仁也正是因为同盟会中的成员过于复杂，除了推到满清这个目标一致外，其他政治上的理念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才改组了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只不过国民党的声势刚起，宋教仁就被暗杀了，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失去了同北洋进行合法斗争的核心。
于是在同盟会和国民党瓦解之后，孙黄领导的革命团体再次退回到了辛亥革命之前的状态。但是同满清的一潭死水不同，在孙黄被隔绝于中国之外时，国内的共和党却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到了今日，东北、华北地区的进步人士已经差不多成为了共和党的支持者，而原本同盟会影响力最大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现在共和党的名声也差不多要和过去的同盟会并驾齐驱了。
让人忧心的是，不管是吴川、耿谨文还是共和党的其他首脑人物，年纪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比起已经五十出头的孙中山和其他同盟会元老都要年青了许多。而就个人操守上来说，共和党的骨干也要比同盟会的成员们自律的多。
不说故去的陈其美有着“梅毒都督”的外号，就连戴季陶自己在女色上也是比较放纵的。而其他党员讨一两位小妾就已经算得上很有操守了，至于鸦片上瘾者在党内更是多不胜数。就这一点来说，革命党人和北洋团体其实并没有多少差距。
因此戴季陶和张静江有一点还是认同居正、谢持、张继等人的主张的，那就是共和党才是本党的第一大敌，而失去了袁世凯的北洋团体则是可以利用的对象。以本次共和党所主持的华北救灾行动来看，把北洋、南方革命党和西南军阀的力量绑在一起，估计都比不过别人动员起来的一部分资源。
只是中华革命党内部虽然有了这样一个初步共识，但是想要把共识化为行动，也就是把各政治团体聚拢到一起对抗共和党，显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光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行动，就已经遇到了无数阻碍，比如孙中山想要恢复国民党的组织，但是并没有打算让出领袖的位置；而韬园派、政学会提出并党的第一条件，就是实现党内民主，党内领袖决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压制党员的主张。
这一条件显然是针对孙中山的，毕竟当成孙中山抛弃国民党另外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原因，就是党内同志不能服从领袖，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条纪律，就是党员要对领袖发誓永远服从和效忠。韬园派、政学会当初就是因为不接受这一点，才分裂出去的。
过去的一党同志尚且如此不信任自己人，更何况是针锋相对的敌人们。想到这里，戴季陶也只能摇头叹息了。而此时会场内的局势也渐渐明朗化了，除了尚没有表明立场的共和党，其他党派几乎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主张。
第一种是以北洋为首的体制内的政治派系主张，恢复约法也好，或是重修约法也好，都应当在《天坛宪法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至于国会的重新召开，也应当重新改选议员后再开。
第二种则是以中华革命党为坚持的主张，都成四川成汉恢复约法，自然是应当恢复临时约法，先不说《天坛宪法草案》只是一个草案，因为袁世凯解散国会，这份草案就一直没有获得表决的机会，而在袁世凯废除了内阁之后，草案也就不废而废了。
中华革命党认为，没有理由用一份从来没有获得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来取代已经获得通过的临时约法。至于国会的重新召开，自然应当先恢复上届的民选议员，抓紧时间讨论完关于宪法和体制的一系列问题，避免国家继续处于无宪治理的状况下。
就在会场内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孙中山终于起身向各方人员说道：“诸位，诸位请静一静，我们这样争吵下去也不是办法，这个国家已经五年没有宪法和民众所代表的国会监督政府了，我们今日聚在此处就是为了让国家走上正轨，而不是进行无谓的争吵。
我看，这宪法是要尽快恢复的，不恢复则无以保证人民之权利；这国会也是应当要尽快召开的，没有国会，人民就无法通过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都应当把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只想着保护自己的利益。
耿谨文代表，你们共和党究竟是个什么主张？”
会场内的争吵顿时渐渐平息了下来，众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共和党所坐的席位，原本坐在那里看戏的耿谨文不得不站了起来。他略略思考了片刻，就张口向着众人说道：“刚刚坐在这里，我也听了各位代表的许多言论。有人说本次要召开的是宪法会议，所以应当以讨论宪法条文为优先；有人说本次要召开的是国会预备会议，首要讨论的应当是如何恢复国会，和如何行使国会的权力，等等。
不过在我党看来，代表着各地民众和社会各界而来的各位，首先应当确定的就是，中华民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归属于谁？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不管是宪法也好，国会也好，都是无法讨论下去的。
因为宪法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大法，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国家归属于谁，又怎么能够制定出一个令国民满意的宪法。比如说，我们这些革命者难道能够同支持君主立宪的复辟派坐在一起讨论中华民国的宪法吗？那么这部宪法究竟是要维护皇室贵族的利益，还是要维护平民百姓的利益？
不管是临时约法也好，还是《天坛宪法草案》也好，都没有确认这一点，我党认为这就是两部宪法最大的缺陷。试问，如果我们让君主制的拥护者进入了国会，这个国会难道还会保卫中华民国的存在吗？他们担任国会议员时所宣扬的对于君主制度的复辟言论，难道不是一种叛国行为吗？
所以我党以为，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并不一定是中华民国人民，而只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只有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且愿意发誓保卫中华民国的国民，才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国民享受法律保护的普遍权利，但是只有人民才能享有宪法所保护的政治权力。
制定宪法、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所享有的特殊权力，不是国民所享有的普遍权力。因此，我赞成孙先生所言，人民的利益应当放在首位，宪法就是确保这一点的法律保障。
因此我共和党以为，讨论宪法之前，我们应当先明确宪法的保护对象和镇压对象。比如始终反对共和体制的前朝遗老遗少，我们认为他们不应当享有宪法的保护，也不得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宣扬封建纲常制度的反动文人，我们认为他们不应当享有宪法的保护，也不得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过去数千年来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是共和国最大的敌人，他们也不应当享有宪法的保护，也不得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此，我们以为，对于宪法的讨论，首先就要剔除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拥护者的代表。而国会代表的选举，同样应当剔除他们，而代之以拥护中华民国的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如果违背了这两点，我党以为这样的宪法和国会代表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耿谨文的话语，就像是往平静的湖水里投入了一块大石头，顿时激起了大片的反响。也由不得众人不得不对共和党的代表发出抗议，按照耿谨文的言论，首先北洋团体中的不少人就要先被开除出会议之外了。比如蒙古王公联合会议的蒙古王公们，可都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而不管北洋还是立宪派或是革命党，属于地主阶级的人员也不在少数。
耿谨文这一石头砸下去，等于就是把大半人员开除出了未来新政府，大家不能不急眼啊。哪怕是希望造成共和党同其他政治团体对立的中华革命党的代表，对于耿谨文如此迅猛的言论也有些措手不及。毕竟他们是希望造成双方的对立而不是让会议就此破裂，会议如果就此破裂，中华革命党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再一次从中央被赶回南方去，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第959章
耿谨文的主张自然是无法得到众人的认同的，而他所代表的共和党的主张又使得众人不能不重视其主张，于是会议到此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第一次协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不过耿谨文对于这样的结果倒也没出多少意外，因为他早就猜测到各方在听到自己的主张后，必然会有这样的反应了。但这却也是他想要的反应，毕竟这次他来京城不是来交朋友的，而是来树立共和党的敌人的。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共和党取代北洋一统中国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不说共和党内部这么看，就连北洋团体内部和地方势力都有人在积极向共和党靠拢了。如果共和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统一中国，那么只要放下身段接受他们的投靠就是了。
但是袁世凯的下场已经为共和党证明了，无条件的接纳旧势力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新中国的，接受这些旧势力的投靠也许能够让全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名下，但是各地的旧势力也就拥有了和中央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名义。
这些地方上的旧势力也愿意给你纳税、也愿意接受你任命的官员、也愿意实行一些不侵犯自己利益的中央政策，但是他们不会同意中央改变地方上的旧格局。
手段高明一些的，对于中央政府的政令或是阴奉阳违，或是有选择的实施，反正你中央任命的官员终究是少数，地方上主官以下的官吏终归还是那些老人；地方偏远一些的地区，干脆就是对中央政令置之不理或是借中央之名号实施自己颁发的命令了。
这就是没有对基层社会进行变革带来的最大恶果，但这也是你接纳旧势力快速统一国家造成的，正因为你接纳了他们，所以没办法把这些旧势力一棍子打死。哪怕北洋之后把军队分驻各省，也不过是让军队将领和地方势力勾结，成为了北洋内部的军阀势力而已。
因此当吴川在中央委员会议上提出要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全面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虽然有不少委员觉得这一步跨的有些大，但是也同样获得了许多委员们的支持。
比如耿谨文就认为，消灭地主阶级这个主张提出的很好，这个主张提出之后，那些想要隐藏起来在暗中和共和党捣鬼的反动派们就不得不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了。那些反动的地主阶级除了主动暴露被革命委员会消灭这条路外，就只剩下了接受政治改造这条路。
而在共和党树立了地主阶级这样一个敌人之后，支持共和党的其他政治力量，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也就不大重要了，因为地主阶级肯定会把他们也一并当成敌人的。只要他们不想被地主阶级消灭，那么就只能跟随共和党去斗争地主阶级，至于在这个时候还想左右逢源的，只会被共和党及地主阶级的代表共同针对。
所以散会后，从会场南门出来的耿谨文颇感神清气爽，心里大觉痛快。在主持南方局的这些年，因为远离东北根据地，他不得不同各方势力周旋，连带着性格都圆滑了不少，他心里其实对这种时时隐瞒内心的生活是不大舒服的，而今次能够毫无障碍的发表自己的观点，令他心里这些年积攒的郁闷都一泄而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