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当前国内还有待开发的区域，一个是河套地区，另一个则是在新疆。和前者相比，人口不过210余万，面积却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其实更适合农业开发。
大家都一直想要推动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核心产业其实只有两个，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最重要的原料是糖和盐，而纺织业的原料是各种纤维。新疆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和中亚差不多，适合于种植棉花和放牧。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推动轻工业的发展，发展新疆的农牧业就是必然。
此外，新疆还是距离里海、西亚最近的地区，如果我们想要从陆上进口石油，也不能不发展新疆的基础建设。但是在铁路没有修通到新疆之前，关内到新疆至少要3个月的路程，这样的交通条件发展新疆就是无稽之谈。按照我们的计划，至少要到1924年我们才能修通从外蒙到迪化的铁路。因此我们也就暂时搁置了新疆建设的计划。
但是这一次人民委员会的邀请，和协约国试图干涉俄国革命的契机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协约国这边要干涉俄国革命就必须要向俄国国内的反苏维埃政权提供援助，而人民委员会则提出了用黄金向我们贷款的请求，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操作得当，就能创造出一个市场来替代因为欧洲战争结束失去的海外市场。”
宋云桐顿时集中起了精神望向了吴川，人民委员会拿着黄金来向革命委员会贷款，这件事他是知道的，虽然人民委员会开出的条件很不错，以290吨黄金为抵押请求4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人民委员会拿来抵押的黄金其实并不能直接送到哈尔滨来，因为铁路被捷克人和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给截断了，这就让他有些患得患失。
他总觉得这笔贷款冒的风险太大，要是让捷克人和俄国的反苏维埃势力打下了存放黄金喀山，那么抵押的黄金可不就飞了么。而且现在向海外出口物资比向人民委员会出口要合算的多，不仅不需要考虑运输安全问题，还不用考虑回返哈尔滨列车运力浪费的问题，现在的俄国可真没有什么东西能往东北运的。
吴川组织着语言继续说道：“要让人民委员会支撑到帝国主义内部分裂，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粮食、棉布和燃料，其次才是武器和弹药。
在波兰、乌克兰、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高加索等地区等纷纷宣布脱离俄国，白卫军又在南俄、西伯利亚肆虐后，唯一安稳一些的也就剩下了中亚地区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人民委员会几乎失去了大部分的粮食产区和最为重要的顿巴斯煤矿产区，而巴库油田也被隔离在外。
人民委员会想要生存下去，首先就要让人民生存下去，才能谈论其他。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的还是粮食、棉布和煤炭。在捷克军团和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没有发动叛乱之前，我们从东北向莫斯科调动这些物资其实是相当不划算的。
但是现在么，有了人民委员会的邀请，又有着美国政府向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提供的援助，那么我们就有了就近向莫斯科提供粮食、煤炭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又可以同新疆的建设，我们的重工业发展联系起来。”
宋云桐终于引起了兴趣向吴川说道：“您是说，利用美国政府的援助建设新疆，然后再向人民委员会出售粮食和煤炭？我听说新疆的煤炭储量确实不少。”
吴川摇了摇头说道：“那怎么行，我们用了美国政府的援助，要是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垮台了，这贷款不就得我们来还了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吴川停顿了一下，起身走到身后的墙壁前，打开了顶上的电灯后，便指着墙上挂着的地图说道：“在新西伯利亚州和伊尔库茨克之间托木河畔有一座叫做谢格洛夫斯克的城市，这座城市不仅有铁路支线和西伯利亚铁路线相连，附近还有着一处极为丰富的煤田库兹巴斯煤田，附近还有铁矿。
此地之所以没有被开发出来，一是缺乏人力，而是缺乏资本。现在借助美国政府的援助，我们完全可以让俄美公司开发此处的煤矿、铁矿，甚至建立一个钢铁厂。
在奥伦堡下方，哈萨克草原的西北面，有着成片的荒地。只要能够在这里建立起灌溉系统，那么就可以建立起大片的良田。我们同样可以让俄美公司投资开发这里，然后租借给我们耕种。
然后是这里，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首府塞米巴拉金斯克，我们称之为斜米的地方。西伯利亚铁路线到此地建有阿巴泰支线，由此地到塔城约1178里地，再由塔城到迪化1200余里。而从斜米到满洲里是7550里。
但是从斜米到满洲里坐火车只要9天，而从斜米到塔城要13天，从塔城到迪化又要15-20天。之所以距离远却花时少，距离近却耗时长，正是有无铁路的差别。
过去这段路也是最为困扰我们的，不管是哪个俄国都不愿意让我们借用这条铁路建设新疆。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俄国人的名义修建斜米到塔城的铁路，修通了这条铁路之后就可以直接从塔城建设北疆的铁路公路网，并开始移民建设新疆。
然后是从塔城到塔什干的铁路联通，从而和俄国的跨里海铁路相连，则等待塔城和跨外蒙铁路连接上，那么从营口港就能直接联通到里海和波斯了。
以上这些基础建设的投入，足以支撑起欧洲战争结束带来的海外市场的萎缩。美国人支付基建费用，我们出劳动力，俄国人可以坐享其成。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地区的矿产、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来开发新疆，这对于我国和俄国来说都是双赢的好事。
1916年中亚地区的棉田达到了74万公顷，皮棉产量24.4万吨，差不多是我国去年棉花产量的二分之一。因为战乱的关系，莫斯科现在并无资金完全的收购这一地区的棉花，这对于我们来说等于是多了一处棉花原料产地。
1913年德国的人均棉花消耗量就达到了7.5公斤，而我国的人均棉花产量才1公斤。假如5亿人每年达到德国人1913年的消耗量，那么我们每年就需要375万吨棉花，也就是125万吨皮棉。
也就是说，我们至少需要380-400万公顷棉田，才能满足中国人过上1913年德国人的生活标准。东北不适合种植棉花，华北虽然适合种植棉花，但是会出现粮棉争田的现象。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地广人稀且适合种植棉花的新疆地区开辟棉田。
而想要在新疆开辟至少200万公顷以上的棉田，我们至少需要向那里迁移10万青壮年，如果加上其他建筑人手就是至少30万人。而要迁移这么多人过去，就必须建立在新疆基础建设的完善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们需要重新调整轻重工业发展规划的原因…”
第1036章
吴川说的这些话牵涉的东西太多，除了那些接触过经济工作的委员，其他委员们听的有些懵懵懂懂，一时许多人都没能理解他的意思。
看着各位委员脸上的神情，吴川心中了然，因此他最后简要的总结道：“…简单的说，我们只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解救捷克人；第二建设新疆；第三解放中亚人民。”
宋云桐是最先反应过来的人，他马上出声支持道：“我支持吴川同志的建议，如果能够趁着这个机会提前开发新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长春拖拉机厂每月下线的25马力拖拉机已经达到了500台，哈尔滨拖拉机厂25马力的拖拉机和15马力的拖拉机每月生产256台，现在洛阳拖拉机厂又开始投建，预计1920年我国大小拖拉机的产量能够超过17000台，耗用钢铁约4万吨。
一台拖拉机对应200公顷耕地计算，17000台拖拉机就对应着340万公顷耕地；原本这个数量已经足够满足国内的需求，但是现在要在中亚及新疆地区新开垦荒地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对拖拉机产业继续追加投资，从而带动了一系列配套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案。
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今年年初以来，外国进入我国的资金流速正在加快，而过去几年的战争景气也让不少私人企业积累了不少资本，由于我们采取了土地国有化的政策，这些资金无法如从前那样进入土地市场，它们也不愿意进入到实业中去，最终都流入了商品市场和期货、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东北的物价和股市、期货市场，这对于东北的经济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虽然我同财政部和银行的同志进行了探讨，并拟定了一些金融管制政策，但是我认为这些政策未必能够起多大效果，因为东北市场上流通的钱太多了。1914年我们不过发行了5.5亿元货币，但是今年已经达到20.1亿元。虽然物价只是比1914年上涨了135%，但是物价的缓慢上涨是和我们向外输出了大量的货币分不开的。
关内所发行的各种钱钞总计20.97亿元，加上我们输出的10-11亿元，总计31亿元对应着4.7亿人口；朝鲜这边输出了1000万元，远东自治领输出了1500万元，东南亚输出了500万元，剩下的9亿货币都在关外流通。假如这些市场上的闲钱都涌入到商品市场囤积居奇，财政委员会的几位同志都认为，到了下半年也许会出现一波较大的通货膨胀，这显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提前开发新疆，能否参照东北的农业开垦公司的例子，拿出一些土地面向私人公司招标，从而吸纳掉一些市场上的空闲资金，以降低通货数量？”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仅仅可以拿出一些土地，新疆待建的铁路也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招募私人股份，但是要保证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对于我们来说，当前最为要紧的，是尽快建设起北疆的铁路、公路网，剩下的问题可以等日后再来处理。”
宋云桐还想说话的时候，朱和中已经插话道：“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出兵？出多少部队合适？建设新疆的青壮劳动力是不是也按照东北建设兵团的模式编组，并发给武器进行军事操练？”
吴川点了点头说道：“就按照东北建设兵团的模式编组，每师一万人，第一批为10个师，每个国营农场以团部为核心。从东北建设兵团抽调熟悉垦荒和建设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青壮劳力主要从关内招募。
鉴于此次前往中亚、新疆垦荒不仅条件艰苦，且还需要负担战斗任务，我建议新疆建设兵团的待遇应当给与一定的补贴，以使士兵的待遇不能低于东北建设兵团。
出兵的时机应当不会晚于7月初，派出部队除了朝鲜一个旅，远东自治领一个师，赤塔地区一个旅外，我们自己出兵：3个步兵师、2-3个骑兵师、2-3个飞行联队和若干后勤部队。
不过这一次出兵不光是为了打仗，还要负担建设任务，并和各方进行交涉，因此我们需要派出一个中央委员前往总揽全责。我们需要他既能够捍卫国家利益，中俄无产阶级的利益，中亚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同协约国撕破脸。”
对于吴川提出的这个要求，各位委员一时都陷入了思考。大家都能听得出来，这个位置虽然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是也同样要承担莫大的责任，而且中亚地区和俄国境内的形势错综复杂，没有哪个委员会觉得自己能够可以轻松的在各方之间游刃有余。
就在大家沉默着的时候，孟继周轻轻咳嗽都成四川成汉了一声，不动声色的向吴川问道：“我还有一个疑问，刚刚您说要解放中亚人民是什么意思？中亚地区难道不是应该在俄共布的控制下吗？我们插手中亚革命，是否会引致俄共布的不满？”
吴川瞧了一眼会议桌前的委员们，见到大家都在看着自己，显然他们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沉思了一会后说道：“把被俄罗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各民族解放出来，这是共产主义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指定了自己的解放者，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解放者，我相信他希望看到的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不是由自己来解放。
其次，列宁主义一直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推卸领导革命的责任，哪怕我们面对的是列宁同志。只要我们秉持的是解放中亚民族的公心，那么就没有必要担心和俄共布的同志发生什么冲突。我认为只要对方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阻止我们去解放被压迫的中亚人民；假如对方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么我们就更要和他展开斗争，帮助俄共布的同志剔除那些不合格的党员了。”
孟继周转头瞧了一圈会议桌前的同志，他心里觉得其他人都不那么的合适，于是他转回头看着吴川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
“咳，咳。”宋云桐突然猛烈的咳嗽了几声打断了孟继周的话，在对方疑惑的看过来之前，他已经抢着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人选最好还是能够同俄共布的同志良好沟通的同志。要是平日里就和俄共布党员没什么来往，今次过去又要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认为很可能会使得俄共布党员和我们的同志缺乏沟通，最终互相产生疑惑，这不利于我党和俄共布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符合我们此次援助俄共布的本意。”
孟继周听了这话顿时打消了自荐的念头，他知道自己是不太可能同俄国人好好沟通的。倒是有委员立刻心直口快的说道：“这样看来，徐景魁同志倒是极适合的，只是他要是去了新疆、中亚，宣传工作又该谁来负责？”
听到几位委员这么这么说，徐景魁便表态道：“宣传工作，我看李大钊同志很可以接手。只是我过去一直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实务工作了解不多，我担心自己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啊。我个人的荣辱不过小事，要是坏了新疆、中亚的大局，这…”
宋云桐接话道：“这到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指派几个熟悉实务的承担你的助手就可以了。但是新疆、中亚的事务需要的是有人能够把住方向，党内能够始终抓住正确道路的，除了吴川同志也就剩下你和赵必振同志了，但是赵必振同志负责马克思列宁著作翻译小组和党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工作确实是找不到人接替的。”
徐景魁望了宋云桐一眼，然后转头看向吴川诚恳的说道：“我服从组织决定。”
吴川想了想说道：“廷栋同志，你抽调几个得力的人手出来，景魁同志你再去政治学院内挑几个讲师和毕业生，先把新疆局的框架搭建起来。这次出兵我建议由叶声和任辅臣两位同志负责军事上的事务，景魁你和他们两人组建前指，大小事情你们三人一致即可执行，事后再向中央汇报，要是争执不下的事情再打电报回来请示。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这件事就这样定下了。”
宋云桐自然不会反对这样的决定，这也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各位委员们只是稍稍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徐景魁确实合适这个位置，也就附议了吴川的决定。
接下来，梁廷栋就发言道：“北京那边关于新政府的名单已经讨论出炉，耿谨文同志发来了一份名单，既然今天各位委员都凑在了一起，那么不如听一听这份名单，然后给出一个意见吧。”
各位委员们也很好奇新政府的组成，于是纷纷点头让耿谨文念出名单，耿谨文于是就翻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念道：“总理：徐世昌，外交部长：颜惠庆，内务部长：孙洪伊，财政部长：周自齐，教育部长：黄郛，交通部长：周树模，陆军部长：朱庆澜，农业部长：阎锡山，工业部长：张静江，商业部长：陈友仁，海军部长：刘冠雄，司法部长：章士钊，水利部长：熊希龄，卫生部长：伍连德，海关总署署长：胡惟德。以上。”
在座的不少委员们听着有些哗然了起来，特别是孟继周听完很是不忿的说道：“这算什么？整个政府里面都是北洋和南方革命党的人，我们就分到一个交通部？这是不是也太谦让了一些？耿谨文同志在北京到底在做什么？”
梁廷栋看了吴川一眼，这才对着同志们解释道：“各位同志，这次新政府组建我们的要求是维持局面，不是要控制新政府。对于我们来说，多掌握或少掌握几个部门其实没多大区别，因为我们就不可能服从中央那些不合理的命令。
比如说，我们要是加入到了新政府中去，新政府要求军队国有化，财政、外交统一交给中央负责，那么我们究竟是接受好还是不接受好？我倒是觉得，现在我们不加入新政府反而更加自由一些，因为我们不必对新政府给出什么承诺，假如新政府颁发的政策不合理，我们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反对。
再说了，虽然我们没有加入新政府，但是我们掌握了对应政府各部门的各个委员会，在国会没有正式成立之前，这些委员会将会对政府各部实施指导。如果政府的政策没有获得委员会的首肯，那么政府的政策就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样我们虽然站在政府之外，但是一样可以牵制政府的决策。”
梁廷栋的解释算是释去了各位委员们的不少愤怒，吴川这才接着说道：“其实在我看来，这一届政府主要是起一个过渡作用，第一是从袁世凯修改的大总统制转型为内阁责任制，并重新恢复代议制民主。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代议制民主这个东西，形式上要比封建王朝的专制进步的多，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连资产阶级都处于幼稚程度的国家来说，代议制民主实质上就成为了士大夫和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封建地主专制制度。
因为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农民不可能把选票投给地主以外的人，而我国又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据九成以上的国家。所以没有人能在选举中赢得拥有农民选票的地主阶级。民国元年国会的乱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打到了袁世凯之后，我们要是直接提出废除代议制民主，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那么我敢断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定不会支持我们，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对手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其他的社会阶层，我们不能把其他阶层也推给地主阶级，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忧，因为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还承担不起独立执政的负担，特别是在他们接受了消灭地主阶级这个方针之后，新政府和地主阶级就不可能妥协；如果他们敢同地主妥协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背弃了对于我们的政治承诺，我们也就无需再和他们妥协下去了。
其次，欧洲战争很快就将结束，按照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此前对于我们的一些政治承诺很快就会被推翻。比如交还长江以南的租界和各国在中国的一些政治特权，内水航行权，驻军权等等。
假如我们来组建新政府，就将面临着两个困境，向各帝国主义进行挑战，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力把帝国主义从南方赶出我们的国土，因为南方的军阀身后就是帝国主义。我们不能把自己宝贵的力量扩散到南方的群山中去剿匪，在政治、经济、教育没有统一之前，南方民众是不可能响应我们的号召的。
另一个困境就是，向帝国主义妥协就意味着被广大人民唾弃，一个革命党在没有执政之前向帝国主义低头还情有可原，但是在人民的支持下赢得了政权之后还要向帝国主义低头，那么人民对于革命党的信仰就会产生怀疑。
孙中山此前发动二次革命不能获得人民的响应，除了人心思安外，就是辛亥革命时南京临时政府不能废除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还试图出卖中国的利益给日本人，从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过度政府的期待就是：一是稳定住袁世凯之后的政局，先恢复地方对于中央的服从性；二是逼迫这个政府向左转，推动国内的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向协约国声索我国正当合法的权力，重新和各国签订平等的协议。
当这个过度政府失败之后，我们就将顺理成章的接过政权，建立起一个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没什么期待了。”
第1037章
不去谋求新政府中的大多数位置，专注于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整合，并迫使新政府支持共和党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这原本就是党内之前达成的统一立场。
因此在吴川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之后，委员们也就停下了对于新政府组建人选的不满议论。不过也还有委员向梁廷栋发问道：“那么总统的人选确定下来了吗？”
虽说吴川之前已经强调过数次自己不会接任本届总统一职，但是还有不少委员是希望吴川能够临时改变主意的。不管从哪方面看，吴川接受总统一职对于共和党都是大有好处的，至少是提前确立了共和党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而不用再和什么中华革命党、进步党、民主党这些小党去协商什么了。
到了1918年，党内对于民主选举制度已经不那么感冒了，一方面固然有对民初国会选举选出的一群不干实事的议员的反感；另一方面则是共和党至少已经在东北坐稳了执政党的地位，党内开始习惯于现在东北的政权组织方式，而不愿意去做太多的改变了。
共和民主的原意，不过是一群被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在政权内获得一席之地，从而能够在政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保卫自己的财产。原本共和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想要和贵族地主分享权力，民主的意思是上层阶级每个人都应当有权力说话。
所以共和也好，民主也好，都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但是现在共和党已经站在了政权的最高处，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去支持共和和民主，让一群毫无力量的人来分享自己手中的权力？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现在反而是最为符合他们的需求的，连党员都不是的人自然没有权力要求什么民主。
由此，共和党组织的扩大，统治地方的扩大，都意味着党员权力的扩大，他们自然也真心的希望吴川能够更进一步，从而把党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全国去。
不过很显然，吴川并没有满足他们这点小小的期待，梁廷栋很快就回答道：“在我们允诺不再对湖北革命者被屠杀事件追查下去后，黎元洪已经宣布退出总统的候选。这样一来，总统的候选人只剩下了两人，段祺瑞和孙中山。各党派代表将会在6月29日进行投票，他们中赢的那个将会担任总统，输的那个就会成为副总统。”
徐景魁皱起了眉头说道：“孙中山至少还是革命的，但是段祺瑞比袁世凯还要保守，让这样一个人担任总统，真的合适吗？耿谨文同志是怎么考虑的？”
梁廷栋回答道：“谨文同志认为，作为北洋武力派的代表人物，段祺瑞不适合在徐世昌政府内任职，否则徐世昌未必能够压制住段祺瑞。
虽然我们对于这个政府期待的并不高，但是至少一开始还是得让它正常的运行下去，否则事事都要我们出面给徐世昌背书，那么最后这个政府的垮台不可能不让我党受到影响。
所以，支持段祺瑞去竞选总统，比让他担任陆军部长造成的破坏要小的多。另外，虽然我们支持了段祺瑞去竞选总统，但是他也未必选的上。
因为我们对于北洋的支持，黎元洪的退出，中间力量正向着孙中山靠拢。只要我们不出手破坏这一趋势，29日的推选中，孙中山大概率会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谨文同志认为，这样的结果将会使得北洋集团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再无媾和的机会，方便我们改造、消化北洋集团。”
孟继周则提问道：“那么孙逸仙博士如果接任总统，是否会接受当前的徐世昌政府而不插手政府事务？他虽然没有段祺瑞的实力，但是作为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却更容易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我担心徐世昌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也许会在我们和中华革命党之间首鼠两端。”
梁廷栋迟疑了数秒后说道：“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可能性，毕竟徐世昌在北洋集团中以圆滑著称。不过总统最初候选人中呼声最高的，是我党的吴川同志和副总统黎元洪，只是在吴川同志和黎元洪纷纷退出总统候选之后，才轮到了段祺瑞和孙中山。
因此在最初划分总统府和政府之间的权责都成四川成汉时，中华革命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把目标放在了如何限制总统权力的问题上，根据现在各党通过的政府组织法，总统府对于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很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孙中山接任了总统职位，他对于政府的影响力也只局限于签字权，只要政府不向总统府请示，那么总统府就无权对政府事务发表意见。而在专门委员会的指导下，政府的法令在专门委员会附署后一样是可以生效的，无非就是加一个时效性而已。
所以，孙中山如果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那么就没法干涉政府行事；如果他不肯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那么我们也无需再理会总统的命令。当然，作为中华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还是能够通过党内组织对政府内部的党员下令的，不过这属于规则之内的合法斗争，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斗争的方式。只是，当前的总理负责制总理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这样的斗争还动摇不了新政府的运行…”
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李大钊虽然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比起第一次参加党的中央会议时他显得要沉稳了许多。因为党的中央会议和他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党的中央会议并不避讳探讨革命理论，但是探讨这些革命理论的前提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同党的对外宣传活动中主要宣传革命理论和揭发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压迫实证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会议上大段复制革命理论并不能引起其他委员们的支持，他们只会觉得你过于教条主义了。毕竟，理论如果不能指导实践，那么肚子里有再多丰富的理论也只是一个两脚书橱而已。而一旦各位委员认为你并不适合实践工作，那么你就得不到资源，也没有工作可做。
在这种环境中，李大钊也渐渐意识到，并不是入了党就可以成为一名革命者的，你还必须要经受的起党内的争斗，从而获得革命的资源，这才能够真正的去实践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第一位的，对于那些连本职工作都不能胜任的同志，不要说插手其他同志的工作，就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未必能够保得住。
就这一点而言，共和党内的斗争实际上要比北洋团体和南方革命党内更为激烈。因为共和党内所有的资源都归于党而不是个人，今天你在这个位置上能够调动多少资源，等你离开了这个位置，那几乎就不能再调动一丝一毫了。
而不管是北洋团体还是南方革命党，资源都是党员入伙带来的，只有少部分才是党所拥有的。你可以开除一个党员或一个将领，但是你不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资源留给继任者。北洋团体的兵为将有模式，南方革命党中也不少见，否则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也就不会乏人响应了。
因为党内组织模式的不同，共和党内部的斗争就不会如同南方革命党和北洋团体那样显得温情脉脉，双方意见不同时，失败的一方宣布退党或下野就算结束了。党内的斗争一旦挑起，胜利者就会拿走失败者的一切，不会允许失败者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正因为共和党内的斗争如此凶险，见过了失败者下场后的党内同志们一般不会轻易的挑起斗争，党内反而要比北洋团体、南方革命党显得团结。因为这些团体党派失败者的下场并不怎么坏，他们斗争起来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甚至于把个人间的恩怨也带入到了党团之内。
就在李大钊观察着各位委员们的发言时，突然吴川点到了他的名字，“守常同志，婚姻法的编撰工作什么时候能够三读啊？”
革命委员会编制的法令，党的中央会议上一读，政协会议上二读，革命委员会中央大会上三读，三读之后即可形成为法律。李大钊反应迅速的向吴川回道：“二读的时候，一些政协委员对于法律规定：过往的一夫多妻婚姻也要求一一清理，并给与离婚女子能够独立生活的家产等几条感到不满；
还有些委员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大，因此要贯彻一夫一妻制度，就应该留下原配，把其他妻妾送出门去。并且此事应当先交付族内长辈调解，调解不成后再上法庭为好…”
随着李大钊把婚姻法二读中遇到的难题一一摆出，孟继周也出声附和道：“确实，这婚姻法虽然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是对于过去已经存在的婚姻也要采取强制一夫一妻措施，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年轻人倒也罢了，那些40岁以上的家庭，如果把女子扫地出门，就算分得一些财产，今后恐怕也很难再婚了，要是无儿无女的下堂妇，难道真要让她们孤苦终老吗？”
宋云桐也笑着说道：“是啊，国外的法律不也有一个不上溯过去的规定吗，我看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宽容一些为好？这样我们推行法律遇到的阻碍也会少一些。再说了，不仅仅民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政府、军中、党内也都存在着不少这样的婚姻。比如吴禄贞将军，年少时风流多情，纳了好几房妾室，革命之后虽然端正了不少，但是那些妾室总不能让他再赶出门去吧？”
吴川瞧了一眼各位委员们看向自己的目光，冷淡而坚定的说道：“婚姻法这种事，不一刀切下去，今后永远弄不好。民间可以缓一缓，以劝说为主，但至少形式上的离婚必须要做到。
至于党政军等体制内部的成员，先党内后军政部门，都要在年内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党内，作为本党提出的法律，本党要是不去实施，这不就是个笑话吗？而且一夫多妻制和本党所主张的革命理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正所谓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既然党员连党的革命理论都不能身体力行，他还留在党内做什么？
我只有一句话，党员要是解决不了自己的家庭问题，那么组织只能劝说其退党，党的监察部门一定要对每个党员的家庭状况进行登记，只有先整理好了党内的问题，我们才有这个底气在党外推动婚姻法。军政部门非党员身份的，如果不能遵守婚姻法的：在法律颁发以前结婚的，调离领导岗位；法律颁发之后违反的，革除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