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弟弟，他想了想才开口说道：“日人待我友善，不过是一群矮子里面挑一个高个子出来罢了。若日人果然待我友善，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去袭击无辜的华人巡捕和平民呢？中日之邦交，显然是日本人首先破坏的，难道日人可以无所顾忌的破坏两国邦交，而我们只能表示对破坏两国邦交的行为感到惋惜？”
周作人赶紧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说道：“我认输，我对政治并不关心，只要一家人平安无事就好，我们没必要为此进行争论。一会看看广和居的鱼新鲜不新鲜，今天我要点一道潘鱼…”
对此周树人也是无语，只好跟着弟弟走入了广和居。今晚两兄弟聚在一起喝酒还是相当愉快的，不知不觉中两人就在广和居磨到了月上柳梢头。估摸着此刻守候在家门外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周树人这才结了账，带着有些醉醺醺的弟弟返回了绍兴会馆。
第二天一早，周树人先跑去了宣武门内大街西侧的教育部点了名，也就是前清的学部所在地。虽说他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但这社会教育司管理的事务是：厘正通俗礼仪、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搜索古物等。
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文艺音乐演剧民国是没有的，倒是革命委员会治下有不少，不过教育总长是不会让周树人去插手革命委员会的事务的，怕惹麻烦。因此周树人平日里能干的也就只有调查及搜索古物一事了，这工作最后就成了逛琉璃厂看古玩和抄写古碑了。
应该来说，周树人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干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工作并不适合他这个过去立志要医治中国人精神的人，但至少他这几年还是抄写了大量的古碑，辑录了金石碑帖，校对不少古籍等工作。只不过随着他被邀请进入到了教育委员会之后，原本在教育部中只是一个闲人的他，现在也开始忙碌了起来，使得这一年来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审核教育预算和各种教科书上。
前者倒也罢了，到底预算是和政府部门挂钩的，这属于公对公事务，因此来和他交涉的官员并不会在下班后骚扰他的私生活。但是在教科书的印刷上，他所拥有的影响力就变成了各出版商想要在下班后打搅他的理由。
民国成立以来，除了民国二年教育预算超过600万元，民国四年教育预算超过1200万元，其他年份都在300万元上下浮动。一般来说，这些钱只够给教育部官员和一些大学发一发工资，再多的事情就做不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只能一个人跑琉璃厂抄古碑。
这样的状况从17年开始才有所好转，因为共和党在收回天津租界和海关权力的同时，迫使各国退回了一部分关余，大约为3000余万元，然后这笔钱成为了教育专款，这才算是让教育部有了一点做事的本钱。当然这笔钱同样也被许多人给盯上了，像蔡元培就希望能够从这笔钱中拿出一部分来给他搞北大，也有人希望能够用这笔钱来修缮一下各地的学校。
当然，还有很多出版商人希望教育委员会能够指定他们来印刷各类学校课本及作业本。于是向来冷清的周树人的办公室和寓所，现在都变得门庭若市了起来，甚至连会馆内的管事都殷勤的把他住的地方给修缮了一遍，这下倒是少了不少臭虫和老鼠。
虽说在教育部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周树人已经习惯了安静的做事和抄录碑文等工作。不过面对这些心思各异的访客们，他还是一一做了得体的应对，并没有因此就趾高气昂了起来。
10点50分，总算接待完了上午的客人。周树人赶紧收拾了下办公桌上的东西，然后就拿着皮包离开了。此时的北大校园并不在城外，而是在紫禁城外的东北双碾儿胡同处，刚好和教育部隔着紫禁城的对角线上。出了教育部，叫了一辆人力车，约40分钟后周树人就站在了北大的校门前。
在校门口他正好看到一群北大的学生正试图出校门，而蔡元培正站在校门前拦住了学生劝说道：“同学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愤怒，但是我们总要给一点时间让政府去处理，而不是立刻上街去请愿…”
周树人下意识的叫住了正在叫卖号外的报童，让他拿一份号外过来，并立刻一目十行的看了起来。数秒之后他就明白这些北大学生为何这么愤怒了，因为昨天晚上上海日侨和上海居民再次爆发了冲突，这一次双方还动用了枪械，北大的学生们显然是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一力推动北大改革的蔡元培，在学生中声望甚高，再加上其他老师的劝说，总算是把这些学生暂时劝退了。当蔡元培看着学生们散去，这才发觉了周树人的到来，他于是对着周树人说道：“原本我还想和你谈谈增加学校经费的事，不过今天看来是谈不成了，我现在就要去总统府拜访一下孙总统，这事政府总要拿出一个态度来。否则学生今天不上街，不代表明天、后天不上街啊。”
周树人深以为然的点头赞同道：“老师确实应该去见见孙总统，这事要是不处理妥当，恐怕列强就更加看轻我国了。这样，我也去拜访一下共和党的耿代表，看看他们对于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蔡元培点了点头，眉头紧皱的说道：“这样也好，你要是有什么结果，就给我报个讯。这事情我看光靠哪一方去解决都不是容易的事，还是要团结起来一起去对抗列强啊。这民国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可不能让日本人给搞乱了。”
边上的陈独秀也走了过来，大声的对蔡元培说道：“校长说的对，确实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捣乱下去，我和你一起去拜访孙总统。这些日本人做的也实在太过分了，我们决不能再对他们姑息下去了。我看，是时候考虑收回南方的租界了…”
蔡元培却对着他摇了摇头说道：“我们两个都走了，谁来安抚住学校里的同学？你留在学校里守着他们，我去问一问总统的意思。收回租界一事，我看现在还是早了，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树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否则中央失去了对于地方的号召力，这国家就真的要大乱了…”
陈独秀最终还是被蔡元培说服了，他站在校门口看着蔡元培和周树人一前一后的坐上了人力车向南去了，这才长叹了口气转身走回了北大。
第1064章
“岂有此理！”耿谨文狠狠的把手中的电报摔在了桌子上，共和党驻京办的几位代表都神情严肃的坐在了会议桌前，没有人发出什么声响。
7月的北京已经渐渐开始炎热起来了，窗外的大树上还传来了几只知了欢快的叫声，不过对于这种四合院来说，房间里面，特别是位于中庭的大厅内还是相当阴凉了。外面时不时的吹来一阵微风，把花香或是草木的气息代入了大厅内，特别是让人心旷神怡。
只不过，今天大家都没有心情去感受生活当中的这点美好了。原本驻京办公室的代表们都认为，在当前这样的局势下，特别是日本前首相原敬都跑去长春拜见吴川了，日本人总应该知道纠正自己对华政策中的那些不适当之举了，缓和两国关系总不能只是说几句好话就行了。
看着耿谨文拿起了茶杯，通过喝水来调节自己的愤怒，王葆真叹了口气说道：“我还以为，经过了从辛亥革命以来中日两国的各种摩擦，日本人总算是醒悟过来了，他们的敌人并不是我们。中日携手一起对抗那些西方列强，解放被西方列强奴役的亚洲各民族，这对于中日双方来说是最为有利的一条道路。但是没有想到啊，日本人居然如此短视和畏惧西方列强，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国的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到底来自于何处。”
之前还在低头研究着从门外照射到桌上的光斑，听到了王葆真的发言后，张寿增不由抬起头看着对方说道：“不管日本人想做什么，其实对于我们的实质性危害都是不大的。毕竟上海到淮河-秦岭一带还有着不小的距离，日本人就算真的没脑子也不可能在上海登陆的，那样受到损失的就不止是我国了。
真正麻烦的是接下来我们的应对，民众和社会各界现在都在看着政府、总统府和长春，要是我们应对失误就是再给其他两家争取民心了。那样的话，对于我们改造北京和关内各省的社会体制就不太有利了。”
耿谨文终于冷静了下来，他思考了片刻后说道：“对于今后的对日关系如何协调，这大方向自然得由主席来决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举动以向民众表示我们的立场的。”
王葆真和张寿增都把视线转向了他，耿谨文右手握拳轻轻敲击着自己的左手说道：“之前我们一直要求徐世昌让京师警察厅去接管东郊民巷使馆区的的治安权和民政权，可是没想到我们都把材料准备好了，这菜还是让吴炳湘给做糊了。
他害怕得罪英国人，居然被英国公使馆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常任秘书多默思说动，在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下成立东郊民巷的警察署，该警察署同时受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京师警察厅管理。
警察署人员由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招募，京师警察厅可以派遣一到二名警正在该警察署任职，该警察署的支出由东郊民巷内征收的各项税收支付，不足部分再由京师警察厅进行补贴。
也就是说，京师警察厅不仅没有收回东交民巷的警察权，还连该地区的税收权都让出了，简直是不知所谓。之前我想着新总统履职，这事还是应当交给新政府去办理，也就没有就此事发表意见。现在看来，有些事不能指望别人去干，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行。”
王葆真微微颔首，张寿增想了想却谨慎的问道：“谨文同志打算怎么办？”
耿谨文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后说道：“要求吴炳湘就此事辞职，然后调动我们的人入京接管京师警察厅。”
张寿增听后马上反对道：“我觉得这个方案恐怕不妥，吴炳湘虽然对上英国人胆子小了些，不过他是袁世凯的亲信，除了京师警察厅总监一职外，还兼着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一职，可以说是对于北京城最为了解的北洋人士。
现在袁世凯去世，他的位置就变的相当尴尬。孙中山这边肯定不会接纳他；徐世昌也许会接纳他，但是不会信任他，毕竟他也是被其监视的对象之一；段祺瑞现在不上不下，吴炳湘未必肯投过去；冯国璋又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
所以，他怕英国人也是应该的，因为出了都成四川成汉事没人会给他出头。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一条出路，只要他同意我们的人接管东郊民巷和西郊民巷的治安就好。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接管整个北京城的治安其实没什么好处，因为我们对于这座城市不够了解，一旦我们接管了北京城而马上城里又出了问题，这责任就落在了我们头上。现在的警察厅可不仅仅是管治安，户口、税收、卫生、消防什么都要管，没有地头蛇的合作是不可能立刻控制北京的。
更何况，就算我们把吴炳湘弄下来，徐世昌和总统府那边也未必会同意让我们接收京师警察厅，毕竟这个部门的人数已经接近9000人，在京城是仅次于步军衙门的武装力量。
要我说，我们现在还是应当和吴炳湘合作，先掌握了警察厅内的户口及其他资料再说。对于我们掌握北京城最大威胁的并不是吴炳湘而是江朝宗，江朝宗这个人为人势力且无底线。当初他依靠赵秉钧谋得了步军统领衙门参谋官一职，结果上任后就把当时的步军统领乌珍给逼死了，而之后赵秉钧过世，他又赶紧同赵秉钧的遗属划清了界限。
观江朝宗的发迹过程，就是趋炎附势两面三刀的人生，这样的人即便投靠过来我们也不敢用，而且江朝宗同样和徐世昌、段祺瑞没什么关系，虽说他手中的两翼五营人马大多是空额，但这依然是有着3万名额的北京城内外的唯一武装力量。
让一个和各方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掌握京城唯一的军事力量，我认为总统府和徐世昌都不会乐意的。而且步军统领衙门这个部门主要由旗人组成，如果我们日后想要对北京城进行社会改造，则非得取消了这一支武力不可，否则必然成为隐患。”
耿谨文听后点了点头说道：“步军统领衙门确实应当解散，让旗人来拱卫共和政府，这不是笑话吗？而且，我们又不是袁世凯，不需要继承满清的遗产，我们的天下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打出来的，不是来自什么皇帝的恩赐。
现在宫中的那位也有12、3岁了，那些遗老遗少倒是把紫禁城当成了国中之国，躲在宫内搞什么大清礼仪的一套，完全没把清帝的逊位当一回事啊。我听说之前有些遗老遗少鼓吹帝制的时候，想的不是把袁世凯捧上去，而是想要让那位复位呢。真不知他们是做着什么千秋大梦呢。”
王葆真微微点头道：“确实，袁世凯当初就是这点做的不好，现在还要每年给人家发200万银元，紫禁城内的各项珍藏也变成了逊帝的私人财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按照主席的说法，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财富，爱新觉罗氏残害了中国人民两百多年，难不成还要把抢劫来的财产带着继续花销？那么我们究竟革的什么命呢？”
耿谨文用力的点头赞同道：“我觉得也是，逊帝可以带走一部分私人物品，但是无权把紫禁城和皇家花园及宫内珍藏当成私产。满人当初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可没花一分钱就把整个内城给占了，我们现在让他们退出一部分已经够宽容的了，要是我们也学习满清的话，就应该把旗人都赶出北京城了。
我去同徐世昌交涉，先把这个步军统领衙门给裁撤了。寿增同志，你去和吴炳湘谈谈，他要是接受我们的建议改革警察厅，那么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北京这地方是连接东北、蒙古、山西和中原的中枢，又靠着渤海的出海口，只要能够把渤海给封闭上，外国军舰不能进入，那么此地则必然成为中国的重心，其他各地均不可比拟。
按照吴主席的说法，弃海就陆则洛阳、西安可为国家之重心；弃陆就海则可选择南京、上海；想要海陆并重则只能选择北京。当今之世界乃是海权之世界，我国自然不可能放弃海权，则日后本党还是要入关进京的。但是进京归进京，这京城里的那些灰尘还是要先行扫除的。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一大重心，改造北京，使之符合我们的要求。”
对于耿谨文的说法，王葆真和张寿增都没有不同意见，后者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共和党，因此对于过去所效忠过的满清格外的厌恶，唯恐让人以为自己还对这个旧王朝还留有感情，因此巴不得立刻就把紫禁城内的逊帝和城内的满人都打扫干净，以表明自己同过去已经完全的划清了界限。
确定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固然让耿谨文轻松了不少，但是一想到上海出现的麻烦，他又生出了一种无力感。虽然共和党现在在国内拥有对各方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国家，而东北加上半个山东也就4000万人口算是被组织进了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经济体系，共和党的正式党员也就刚刚突破150万人，以这样的党组织去掌握北中国只能算是勉强。
毕竟共和党现在的扩张速度已经太快了，快的许多党员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都没搞清楚。按照吴川的要求，从下半年开始要对党内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性的政治扫盲运动，至少要让入党的党员知道自己入的是什么党，平日里应该为谁说话。对于那些思想上不合格的党员，在教育之后依然不能觉悟的，只能采取清退手段了。
眼下整个共和党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投向本党的人太多，党却越发的缺乏起干部来了。当然，如果吴川愿意和国民党学习，不管那些党员是否和组织统一思想，只要肯入党就收人，那么哪怕是现在统一全国的人手都足够了。可是这样的统一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名义上全国会统一在共和党领导的政府下，但是党的命令却连基层的党组织都指挥不动，依然是一团散沙而已。比如北洋团体，在满清还没有倒台的时候，袁世凯还能得心应手的指挥这个军政团体，等到他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之后，他反而指挥不动这个团体了。
今日的共和党虽然比北洋团体要强大的多，但是想要这样直接推平全国，就连耿谨文也不无怀疑，今后党内就不会出现新的军阀来。想到那个鱼龙混杂的上海，他就感觉更加头疼了，如果不能直接把租界收回，将那些外国人都赶出去，那么在外国人支持下的上海黑帮完全可以把上海变成一座混乱无比的城市。
当日他在上海，虽然通过王亚樵警告了上海各地下势力，但是他也只能要求这些地下势力维持上海的地下秩序，不能要求他们完全不沾染黄赌毒，因为那就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路。而黄赌毒这些行业的背后，又大多同各列强在上海的势力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外国人的首肯，这些黑帮就不能染指这些偏门生意。
因此日本人在上海生事，实际上倒是真打在了共和党的软肋上，只要共和党现在不能南下解放上海，那么他们不管说什么都不能被列强所理睬，反而容易被列强一致敌对。
因为现在中国的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一线就是各列强在华利益的集中地区。英国在华投资的8成就投资在长江流域，而日本对于大冶和安徽的铁矿及其他矿产都有着重大利益。如果共和党的军队出现在了长江流域，也就意味着共和党要做好同列强全面开战的准备了。毕竟英国和日本不过是争夺谁吃的多一些，而共和党出现在这里，就是要把整个盘子都端走了。
思来想去，耿谨文也没想出更好的对外声明，他看了看另外两人也是毫无所得的样子，不由有些泄气的说道：“上海一事，恐怕还是要请中央进行指导了，以我们的能力是无法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了。”
张寿增和王葆真都点头同意，就在他们打算继续商议下一个问题时，耿谨文的秘书跑了过来向他汇报道：“教育委员会的周委员过来了，他想要和你谈一谈下一年度的预算案。”
耿谨文马上就站了起来，对于这位周委员他是一点也不敢怠慢的，因为吴川每次给他写信提到对方时，都是加以先生字样，从不直呼其名，就连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没有获得过这样的待遇。
虽然耿静文承认，对方写的狂人日记极为深刻，是“刺向封建礼教的一把匕首”，吴川如是说，但是周树人毕竟也才写了不多的文章，他确实看不太出对方是否真的“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道路”。可既然吴川如此推崇这位以“鲁迅”作为笔名的文人，他自然也就认真谨慎的对待起了对方。
虽然双方接触时主要讨论的是教育方面的工作，但耿谨文却很快就接受了周树人在教育上的一些理念。他认为，和对方写文章的本事相比，周树人在教育工作上的认真其实更值得赞赏。和那个学问很大，但是做事就有些随意的章太炎先生相比，他倒是更认同由周树人来领导两个教育委员会。
不过他也听说了，章太炎似乎也是周树人的老师，而革命委员会的教育委员会很快就要同北京的教育委员会进行合并，以更好的把共和党的教育理念和政治理想向全国传播，到时估计还是章太炎担任领导，周树人来主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
“我看今天的会议就先开到这里。葆真同志，你把我们关于上海事件的会议纪要整理一下，等我和周委员谈完就给长春发过去…”
第1065章
耿谨文匆匆走出了内部开会的院子来到了前面一进东侧自己办公的院子，穿过月门后他便看到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男子正站在办公室的台阶前，挥手跺脚的驱赶着一只不知何时窜入院子的野猫，这只野猫弓起了身子窝在院子内的花树下，只是“瞄、瞄”的叫着，就是不肯离去。
他不觉莞尔一笑，快走了几步上去说道：“豫才先生何必同一只猫过不去，就让它待着吧，说不定还能帮我抓抓老鼠。”
周树人转过身来，有些失笑的摇着头说道：“我这是习惯成自然了，之前补树书屋晚上总闹夜猫子，吵的人想写点东西都难，因此我现在一看到猫就想要吓走它们。”
耿谨文向周树人点头致意，这才开口说道：“吴川同志倒是和豫才先生你的性子相反呢。他是比较喜欢猫的，在自己住的地方就养了一只。那么我们进去说话吧，请。”
周树人跟着耿谨文走进了房内，这间东厢房分为了三个部分，最南边的是耿谨文的卧室，最北面的是耿谨文日常办公的地方，中间部分又分成了内外两间，内间是存放书籍和文件的地方，外间则摆放了几件沙发、藤椅和茶几，正是用来待客的地方。
因此两人进门之后就在外间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接着耿谨文的秘书就端了两杯茶过来。等到秘书下去之后，耿谨文就把身体往周树人坐着的方向倾了倾，右手靠着沙发开口向对方说道：“豫才先生过来是为了教育委员会的事务吗？”
周树人点了点头，接着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皮包打开，从里面抽出了一叠厚厚的文件放在了两人面前的茶几上，然后说道：“这些是我托人和自己亲自下乡调查的资料。
根据这些调查的资料显示，城市和城市郊区的农村，适龄儿童上学率大多在45-55%左右，南北两地都差不多。但是在便远的乡村地区，北方适龄儿童上学率连10%都不能保证，而南方也只在15-20%之间。由此可见，乡村小学教育已经成为了我国当前最大的缺陷。
根据这些调查报告，我和教育部、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些同仁进行了探讨，就乡村教育拟定了两个方案，这次带过来就是想要请您指正了。”
正拿起装订好的调查资料翻看的耿谨文顿时抬头看着周树人，有些诧异的问道：“两个方案？”
周树人点了点头道：“是，一个是较为全面的方案，另一个则是局部改善的方案。耿委员想听哪个？”
耿谨文只是犹豫了一下就决定道：“两个方案我都想听一听，不过你可以先说说那个局部改善的方案，接着再说那个比较全面的方案吧。”
周树人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份较薄的文件，打开后一边看着文件一边向耿谨文说道：“根据我们对南北各地乡村居民收入的调查和估算，我们认为要置办一所教育80名学生的小学校，至少需要两名老师，一名为资深老师，月薪为18元，一名为青年老师，月薪为12元，两个人一年的薪酬就是360元。
接下来是学校的教具一年约76元，课本费28元，杂款21.5元，学校的储备金10元，总计一年的支出是495.5元。80名学生，每人缴纳0.8元一年的学杂费就是64元，村子里征收教育经费131.5元，剩下的300元由国家拨给。
我计算了一下，拨款以2400万元为限，那么就可以让8万所小学获得扶持，受惠的乡村学生至少能达到640万…”
耿谨文马上听明白了，这是以现在北京政都成四川成汉府的教育预算做出的方案，他微微点头说道：“这个方案确实已经是现政府的能力极限了。不过以我国人口比例计算，能够上小学的适龄儿童至少也在5000万以上，这个方案惠及到的儿童也就十分之一出头，这…那么，那个较为全面的方案是什么？”
周树人又从皮包中拿出了一份较厚的文件，然后翻开看着说道：“根据东北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学校教育制度，初级小学3个学年，高级小学2个学年，初级中学2个学年，高级中学2个学年，也就是说一共要学完9年，才算是完成了中等教育。
根据这一学制，我们制定了一份对于小学校、初中学校、高中学校分别进行扶持的方案。首先是小学校，考虑到初小和高小的合并，我们认为每个小学校至少要有3名老师，一名资深老师，两名青年老师，月薪分别为18元、16元，这样一年的教师薪酬就是600元。
这样的小学校至少能够教育100人，课本费就是35元，杂款27元，教具85元，储备金15元，一年总计762元。该校的经费来源一样分为三块，学生缴纳的学杂费80元，村子补贴的教育经费150元，国家拨款532元，1918-1919年度对全国11万所乡村学校进行拨款，共计支出5852万元，惠及乡村学生1100万人。
按照小升初的比例，全国至少要有1万所初中，每所初中收纳200学生，最终惠及200万初中生。这样一所初中至少要13名老师，月薪24-36元，一年教员的薪酬是4464元。一学年的课本费400元，杂款360元，教具850元，储备金150元，一年经费6224元。
学校的经费也分为三块，学生缴纳的学杂费1000元，地方政府补贴1567.2元，国家拨款3656.8元。总的拨款是3565.8万元。
接下来是高级中学，按照初中升高中的比例，至少需要7000所高中。这样的高中需要15名老师，月薪24-45元，教师一年薪酬5760元，加上课本费、杂款、教具和储备金，学校一年的经费是8820元。
以一个学校200人计算，学杂费2000元，地方政府补贴2046元，国家拨款4774元即可满足。7000所高中的拨款就是3341.8万元，可以惠及160万高中生。
以上即为乡村小学到高中教育体系的建立，预计首年度拨款12850.6万元，之后还要试情况增加，直到把所有适龄儿童完全纳入教育为止。至于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的拨款，我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1918-1919年度的教育预算应当在2.3亿元上下，这是最为完备的教育预算方案。”
周树人说完之后，心里陡然就轻松了不少，他口中的这个最为完备的方案，是他和一班教育界同仁花费了大半年时间调查核算才完成的，这也是他们心目中最为理想的教育体制设想，但也是众人最不敢想的一个方案。
毕竟北京政府这两年的财政收入虽然颇有起色，但也仅仅是不借款能维持下去，比如去年的华北水灾和蒙古鼠疫，北京政府就没有能力进行全面的赈灾，最后不得不让给了革命委员会来负责赈灾工作。
和北洋政府相比，革命委员会在物质供应和人员组织上强的实在太多，除了重灾区被迫迁移了上百万人出去，其他灾情较轻的地区，在今年春天之前就恢复生产了。
在独流开减河从咸水沽以北入海河，然后流入渤海的43．5公里河道，在7月时已经初步沟通，从而成功分洪。而这一切是在共和党调动了大量的人力和机械下完成的，从巴拿马运河退役的机器和工程师，在挖掘这道减河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着天津南面、西面的积水退去，共和党的声望在直隶地区也再次高涨了起来。也正是看到了共和党在兴修水利上的能力和决心，周树人和一班同仁才咬着牙制定出了这个理想方案，若是面对的北洋政府，他们可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
北洋政府也许能够花几百大洋聘请有学问的人去当大学教授，但是绝无可能拿这么多钱出来办教育，2.3亿元足够让北洋再增加100个师了，怎么能够拿去丢在水里呢。按照段祺瑞在私下的说法：“当前中国需要的是统一，而不是修建工厂学校和交通，只要中国统一了，这些事情都可以慢慢来。”
周树人觉得，幸亏没让这个北洋军头当上总统，否则中国人不仅不会享受到任何统一的好处，倒是先要遭受一趟战火的蹂躏了。辛亥革命时期，南北两军打了半天，除了让汉口和南京变为一片残破之外，又打出了什么玩意来了呢？
北洋军号称是新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残害起平民来也一样肆无忌惮；南军号称吊民伐罪保卫国家，但是他们行军战斗中也一样没把民众的生死放在心上，两边都宛如在敌国交战一般。湖北、河南、安徽、南京的百姓只能四处躲避战火，都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躲避。
东北的革命军虽然军纪要比国内其他各军要好的多，但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军在四平、铁岭等地也一样采取了无差别的大炮轰击，只不过革命军在战后愿意做出赔偿，方才消减了这些平民的怨气而已。
在经历过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后，国内各方对于内战已经都出现了厌恶的情绪，越是靠近长江两岸越是如此。因此在袁世凯去世后，共和党选择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各政治团体及各省军阀之间的分歧，确实是获得了很大的呼声，哪怕是极力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一些开明士绅，也认为共和党做事还是讲究的，不是北洋这种纯粹的武夫治国。
只是周树人也清楚，这样一个理想方案对于当下的共和党来说也真是过于昂贵了，虽说大家都整天把“教育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前途”这样的口号挂在嘴边，但是真让这些政客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却又总能找到理由证明，当前有太多的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因此教育界还是应当再忍耐一段时间。
他向耿谨文抛出这个方案，其实心中也并无把握对方会接受，甚至于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对方变脸驳斥自己异想天开了，只不过他不试一试就是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