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色再次降临长春的时候，吴川住的小楼又热闹了起来，八、九位党的中央委员在吃过晚饭后从城中各处赶到了这里。小楼的会议室内灯火通明，委员们三三两两的坐在一起抽烟闲聊着。
直到吴川拿着笔记本走入会议室，各位委员才坐到会议桌前。而坐在了位置上的吴川清点了一下到场的委员后，便开口向众人说道：“正式开会前我先插一个议题吧。徐景魁同志今天前往中亚、新疆地区负责当地的党政军工作去了，那么他所主持的党的宣传工作现在是由李大钊同志接手了，因此我建议候补中央委员李大钊同志进入政治局，大家有没有问题？”
对于吴川的这个提议许多委员都表示了认可，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如果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这无疑就是把宣传部门降级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部门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不过宋云桐还是谨慎的问了一句：“那么李大钊同志进入政治局之后有投票权吗？”
在场的委员们顿时都看向了吴川，这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局委员有没有投票权，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
坐在会议桌一头的吴川沉思了数秒后说道：“按照党的规章制度来说，李大钊同志只能代表党的宣传部门出席政治局的会议，在换届会议没有召开之前，他都不应当享有投票的权力。不过宣传部门不能不在党的政治会议上出声，因此必须有人能够代替宣传部门发表意见，我认为李大钊同志可以代表宣传部门在涉及到宣传工作上的议题进行投票，至于其他议题则只能发表意见。”
宋云桐听后便举起手说道：“那么我支持李大钊同志作为宣传部门的代表进入政治局…”
随着在座的委员们都举起了手，今日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算通过了。接下来吴川便说道：“今晚的会议其实有两个主要的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上海虹口事件爆发后，我们应当如何对社会舆论、北京政府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做一个合理的表态；第二个就是对北京政府提出的1918-1919年预算案的讨论。大家就上海事件依次发表意见吧？”
在座的委员们交头接耳的讨论了一阵，宋云桐先发表了意见说道：“之前原敬前首相来长春和我们进行了友好的协商，大家还达成了不少合作意向。我觉得上海事件应当只是一次突发事件，并没有日本政府在背后操纵。在当前的国内外局势下，我们有没有必要因为民间引发的一场冲突，就放弃掉和日本协商好的协议？这对于我们的损失不会小的。”
孟继周则摇着头说道：“我不同意云桐同志的看法，原敬前首相虽然对我们表达了善意，但他毕竟不是现首相，这些合作协议到底有多大的效力，我看还在未知之数。说句难听点的，要是原敬首相真的这么重视中日关系，那么他在任的时候就应该和我们谈中日友好协议了，而不是在下台之后才过来。
对于帝国主义的伎俩，我觉得我们这些东北人应该是最有切身体会的。帝国主义那次不是先在民间引发矛盾，然后再上升到国家间的对立的？特别是日本，甲午战争之前、日俄战争之前，日本人对于我国和俄国进行诋毁的事情还少吗？
我认为，没必要过于看重和日本方面的友好协议，这份协议对于日本也是有着好处的，否则他们就根本不会接受。当然，上海距离我们也实在太远了点，中间还有冯国璋这些北洋将领阻碍路途，我们鞭长莫及啊。我觉得，报纸上我们不能示弱，但是处理上完全可以交给北京政府…”
孟继周的言论引起了不少委员的共鸣，他们纷纷张口表示，眼下让北京政府出面解决问题，确实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哪怕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外交问题，只要东北还在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梁廷栋有些看不下去了，于是打断了其他委员发言道：“北京政府要是能够处理得了中日关系，我们还需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吗？事情已经发生了快5天了，北京那边就是拿不出一个方案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要讨论这个问题吧。
我想提醒各位委员们一句，要是北京政府捅出了娄子，难道我们不用兜底的吗？既然最后还是要我们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早点介入总比晚点介入更省事吧。”
“不过就怕北京那边不明白我们的良苦用都成四川成汉心，把我们当成了想要架空北京政府的举动，那么我们岂不是出力不讨好？”边上的宋云桐顺口插了一句，引得几位委员们连连点头。
吴川捧着茶杯听着各位委员们七嘴八舌的看法，听得出来，委员们对于北京政府所面临的困境颇有冷眼旁观的想法。当然，这些想法他也能够理解，虽然在他的压制下党内还是放弃了快速入关统一全国的念头，但并不代表委员们对新的北京政府没意见。
不过吴川并不打算纵容他们的想法。在各位委员们都发表完意见，除了朱和中等一两人一直保持着沉默，吴川也就不再等待他们的发言了。
他伸手轻轻的敲击了几下桌面，等到大家的视线重新转到自己身上，他才收回手对着各位委员们说道：“大家的想法我大致了解了，我觉得宋云桐同志和孟继周同志的顾虑不无道理。
只是我也希望大家注意到一点，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局势下，如果我们向帝国主义表现出些许软弱，接下来他们也许就会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上海事件是一个突发事件，这一点我也认可，但是谁能保证日本的陆军不会借助这个机会煽动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呢？
原敬前首相毕竟不是军队出身的政治家，他对于军队的影响力只能依赖于某些交好的将领的配合，而不是直接对于军队施加影响。上海事件是日本海军的水兵挑起的，但是加大中日之间民间冲突的却是一些日本浪人，而我们现在都很清楚，日本浪人几乎都和日本陆军有着关联。
因此，假如日本陆军在国内煽动起民众的反华情绪，那么日本海军也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当然，我不是说日本接下来就要对我们发起战争了，这个斗争程度倒是远远没有达到。但是日本人借助这一事件向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施加压力，从而获得长江流域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却未必不可能。
北京政府现在没有对上海事件作出表态，我估计还是想要拖一拖时间。要是能够把事情拖没了，这自然是最好不过。要是能够拖到其他列强干预这件事，那么中国也还能少一点损失。
只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因为印度农民起义的问题，英国人大量抽调部队去印度大陆，他们在东亚地区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其次，日本拿下了南婆罗洲后，国家自信力也有所上升，他们未必还会对英国人唯命是从。
这样一来，上海虹口事件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也会变为日本和英国之间的问题。我担心的就是，英国人将会不通过我们，私下把一部分长江流域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人，这才是对于我们最为糟糕的问题。”
听到吴川给出的这个判断，各位委员们顿时有些谨慎了起来。他们是想看国民党的笑话，但他们更加不愿意看到英国和日本携手加强对于长江流域的控制，这对于以后统一全国来说就是一个大麻烦。
孟继周首先改变了态度道：“如果出现了主席所说的这种情况，那么我要收回我刚刚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日本大举进入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这将会给日后全国统一带来极大的麻烦。”
听了极为委员们改变立场的发言后，吴川继续说道：“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忧这件事。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者，除非我们表现出了能够解放南方各省的力量，否则英国就不可能让日本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分享自己的收益的。
不过为了防止这种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就有必要把日本人的视线从南方转回到北方来。而且正如同志们刚刚说的那样，在我们和上海之间还有一个冯国璋，如果我们强行以武力打通前往上海的通道，那么只会激起冯国璋投靠列强的决心，那么这场战争就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了。
当然，我们要插手这件事也要堂堂正正的通过中央政府去同列强办理交涉，而不是私下里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这对于我党来说没什么好处。
所以我建议，以党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发电，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要求南方各租界完全取消治外法权等不合理的政治特权；第二要求日本政府把肇事的水兵和煽动日侨袭击中国居民的浪人交给中国法庭审讯；第三鉴于日本海军的毫无军纪，要求取消日本海军在我国内水的航行权。从即日起，渤海应当对日本军舰进行封锁，没有获得我国政府的批准，日本海军军舰不得进入渤海及中国各内水及各港口。第四对日本进口货物增加关税…”
一口气说了六、七条要求后，吴川这才停下喝了口茶，接着向各位委员们问道：“同志们有什么补充的，也可以提出来。”
宋云桐心里有些七上八下的说道：“其他几条倒也罢了，只是这第三条，我们禁止日本海军进入渤海，这不是等于宣布渤海为内海了吗？各国恐怕不会同意这一条吧？”
其他委员都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就连朱和中虽然没有出声，但心里也还是觉得这条要求有些超前了，当下的共和党似乎还没有这个能力守住渤海。
梁廷栋则热切的看着吴川，他觉得吴川肯定不会只有这么一句话。果然，在他的期待中，吴川开口说道：“各国有反对的声音很正常，但至少大家就会把注意力从上海转移到北方来了。渤海的问题解决了，上海的问题也就顺带着解决了，我们也就暂时没必要去考虑冯国璋的问题了。
再一个，我们虽然不打算和日本展开海上竞争，但是至少在近海地区总要给别人一点威慑的。渤海这么浅，这么狭窄，日本的战列舰敢开进来挑衅我们，我们总有办法可以对付他们的吧。我们现在给海军拨款也不少了，如何在渤海水域和日本军舰交战，就让海军去想办法，我相信海军将士总会想出一个好办法的。
只要能够把日本军舰从渤海驱逐出去，其他各国终究也是要承认渤海是我国的内海的。再一个，现在北京海军部养了这么多人，我也想看看他们究竟有没有和日本海军对抗的勇气，要是没有的话，正好把他们都裁撤了，换上我们的人。”
吴川还有一点没说的就是，现在正是欧洲最为激烈的时候，中国对外航运和欧洲战争息息相关，现在挑衅日本在渤海的军舰通行权，日本人也不敢截断中国的航运，要是过了这段时间可能就不好说了。
只是略一犹豫，朱和中就首先支持道：“我认为吴川同志的主张没问题，反正是先向北京提出建议，又不是直接向列强提，这有什么可害怕的？要是我们连自己政府内部讨论一下问题都犹豫，日后列强反对我们南下统一全国，我们难道就不南下了吗？没有这个道理么。”
梁廷栋也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支持吴川同志的意见，总要先试一试这英日同盟的成色，现在碰一碰至少还能控制后果，等到日后南下统一全国再碰，那就毫无回转余地了。”
孟继周等委员也一一发声同意了，宋云桐想了想问道：“要是日本人借机动我们的安不纳特别辖区怎么办？我们恐怕没有能力守住那地方，如果日本人真的动用武力的话。”
吴川思考了片刻后说道：“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日本现在掌握着海权，我们只能等待日后完成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再和日本人计较了。反正日本列岛就在我们边上，他们又跑不掉。
而且这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日本的资源也就这么多，他们把精力放在了南洋，也就更加难以和我们在大陆上抗衡了。再说了，日本在南洋势力的扩张，首先感到威胁的是英国人和荷兰人，我看英国人恐怕宁可让我们占住安不纳，也不愿意让日本或美国占住那里的。
所以，日本真的要动安不纳特别辖区的话，倒是能够让我们同英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下来了，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国当下最为重要的，不是去占了多少地方，还是要先完成东北、华北、西北三处工业中心，并将之三处工业中心交通勾连起来。
只要能够完成到这一步，日本人也好，英国人也好，都无法阻挡我们南下统一全国了。过去满清和民国政府同列强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也就可以一一废除了。”
宋云桐听后也松了口气说道：“那么我就没有问题了。我支持向北京发电提出建议。”
见各位委员都举手赞成，吴川脸色平和的敲了敲桌子说道：“那么这个议题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北京政府1918年-1919年度的财政预算，宋云桐同志，你来念一念预算书吧。”
第1069章
“1918年六月到1919年六月北京政府的预算是：军事预算两亿九千七百七十万银元；债务偿付预算是一亿两千六百万元…以上各项汇总后为六亿三千三百零三万六千银元。其中军费加债务偿还加起来大约占了明年预算的66.9%，实在是有些失去均衡了。
而去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五亿一千四百一十八万银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明年的预算支出要比上一年度的收入多了一亿一千八百八十五万六千元。
至于中央政府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去年为中央财政贡献了两亿三千九百零六万元；中央政府拨给我们的军费、政务、教育等预算总共是两亿三千六百一十六万元。两者进行消减之后，我们还要支付中央政府大约290万元。
不过我们已经购回了中央政府内外债务的57.13%，因此中央政府赔付的债务将要支付给我们七千一百九十八万，扣掉290万元，中央政府最终还要支付给我们六千九百零八万元。”
宋云桐向各位委员介绍了1918-1919年中央政府的预算和上一年度收入，顺便还理了理革命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往来。随后他就向各位委员们说道：“虽说我们不指望中央政府手里的那点预算，我们去年的财政收入是中央政府的4.5倍，当然我们的债务利息要比中央政府多的多。
但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中央政府无度的挥霍财政收入，从而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的漏洞。现在全国有127万军队，我们国民革命军50万人，北洋军30万人，各省的地方武装40万人，再加上7万海军。
而我们的邻国日本，陆海军也才30余万人，上年军事总预算是2.4亿日元。老实说，虽然我国的陆军人数是日军的三倍之多，但是真正能和日军打一打的，也只有我国民革命军，其他军队只能维持一下地方上的治安工作。至于海军部分，我们海军现在最出色只有两只军队，一个是海军造船厂，一个是海军建筑工程部队。和拥有8艘主力舰的日本海军，毫无可比之处。
因此我认为，整理全国军事编制，压缩军事支出，先把资金用于国家建设上来，也比养着这么多不能打仗的军队要划算的多。”
宋云桐的主张立刻获得了朱和中的支持，“宋云桐同志说的不错，淘汰掉那些没有战斗力和军纪败坏的军队，缩减人员投入到技术装备的研发和配备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政治觉悟，我认为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事实上，在俄国爆发革命之后，我们陆上需要警惕的只剩下了日本一国而已，倒是海上航路的安全，我们还需要一个长远的计划，才能弥补我们同海上强权之间的差距。
考虑到以上两点，建立起一支比日军人数多于2倍的，有着先进技术装备的陆军，并建立起全面的动员体系，和逐渐建立起海军近海舰队护卫近海安全，才应该是我国陆海军建军的目标。”
其他委员显然不会反对这种削减其他集团军事力量的机会，能够用裁军的名义消灭这些军事集团，总比战争省钱。看到各位委员们都纷纷点头赞成，吴川于是也就顺水推舟的说道：“那么就这么定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份预算，但是中央政府应当拿出削减军费支出改善财政支出的措施来，否则下一年度我们就没法再接受这样不合理的预算方案了。另外，整编华北地区各军的话，我们也应当派一个军事委员过去主持局面，你们觉得那位军事委员合适？”
朱和中不假思索的说道：“那就只有吴禄贞和蓝天蔚了，他们至少和北洋还有点关系，对北洋各军进行整编应该压得住场面。”
宋云桐不由插嘴道 ：“我听说当初吴禄贞在北洋军中颇受排挤，他这个人的性子又刚硬了些，让他去整顿北洋各军会不会出现矛盾？蓝天蔚的性格要温和的多，虽说也是留日派出身，但是他在北洋军中人缘还算不错，让他去会不会更容易让人接受？”
吴川用手指轻轻敲击了下桌面，然后说道：“我看还是让吴禄贞去吧，本就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太过心慈手软也干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担心北洋军和我们造反，而是要担心裁撤不掉人员。不给中央和地方做一个表率，他们很可能就会敷衍我们，这就有违我们的本意了。”
吴川定下了吴禄贞，其他委员们也就不再都成四川成汉提出什么意见了，接下来提出议题的是梁廷栋，“耿谨文同志给我发了一封信件，我替他念一念。
新政府虽然已经成立，民国也正式走上了正轨，但是一些旧的事物并没有被消灭掉。比如现在还居住在紫禁城中的前朝逊帝，依然在宫内大摆皇帝的派头，俨然把紫禁城当成了国中之国。
那些满清的遗老遗少每日里进宫向这位小皇帝磕头请安，好似这位小皇帝还能复活大清一般，他们还把持了编修清史的工作，为满清的罪恶历史涂脂抹粉，混淆是非，欲为后来者翻案。
为正试听，余以为应当取消对逊帝的优待条例，收回紫禁城等原属于明朝的旧宫居，并对试图修改历史颠覆国家的满遗进行惩治，特别是应当废止清史馆，查禁及没收馆内所有资料，另外委派革命史观的学者对清史进行重新编撰。”
梁廷栋放下了耿谨文的信件，然后看着各位委员们说道：“我支持耿谨文同志的主张，我还建议，应当对迫害革命志士的反革命分子进行追查，不仅应当对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判刑，还应当禁止他们的直系亲属从事军队、教育和政府部门的工作。”
其他委员对于取消逊帝的优待条例，关闭清史馆倒是没什么意见，反正现在的满人就是死老虎，东北的满族都不关心北京的小皇帝到底过的怎么样。但是对于梁廷栋追加的一条，大家就有些犹豫了，比如孟继周就问道：“这个追查是从什么时间开始？那些人算是革命志士？”
梁廷栋冷静的说道：“凡是参加过反对满清起义的都算是革命志士，我们总不能让他们白死了吧？比如徐锡麟、,秋瑾、熊成基这些烈士，没有他们唤醒了民众，我们如何能够建立民国？”
宋云桐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吴川，方才斟词酌句的说道：“如徐锡麟、秋瑾、熊成基这些烈士还好分辨，确实是被满清杀害的。但是也有许多人可不是死在满清手中的，比如宋教仁。要是我们一一追究下去，我担心会搞的人人自危啊。”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看，反革命罪这个东西还是要的。我们要保卫革命果实，总是要打倒反革命的，在我们制定了法律之后，还有人企图破坏革命成果的话，自然是要对这种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镇压的。
但是，当下的局势还很复杂，我们要是打出反革命这张牌，很可能会造成混乱的局面。因为能够代表革命者的不止我们一家，哪怕是北洋集团，他们也可以自称自己是革命者，因为他们毕竟把满清赶下台了么。革命者的标准难以判定，最终就会激化矛盾，从而形成谁的拳头大谁最革命的局面。
我看，要求政府设立反革命罪可以，但是由我们提出追究谁是反革命这件事还是不提为好。但是我们可以接受民众的举报，以民元建立为时间点，在民国建立之后，还在鼓吹复辟帝制，鼓吹反对共和的，至少不能担任政府官职和议员，我们不能让一群复辟分子进入共和政府么…”
就在这一天晚上，位于察里津的斯大林接到了来自奥伦堡的一封电报，电报非常简短：“我们已经接到了来自东方的一整列火车，上面有五架飞机、18辆坦克和24辆装甲汽车，还有装满了大炮、机关枪、炮弹、子弹的9个车厢。下一趟军火列车将会在明晚抵达。”
斯大林看到电报后终于松了口气，他对着自己的秘书说道：“发电报给伏龙芝，他要的补给将会在明天早上到，我要求他在24个小时内打到萨马拉城下，让那些白匪军从喀山滚回来。”
站在他身边的米宁有些忧虑的说道：“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伏龙芝先回来打退了克拉斯诺夫再说？要是伏龙芝不能尽快的打下萨马拉，萨马拉的白匪军也向着我们进攻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了。”
斯大林点燃了新换上烟草的烟斗，猛吸了一口方才说道：“假如没有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援助，我们当然应当先守住察里津再说。但是既然中国同志已经推进到了乌法-奥伦堡一线，那么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威胁就暂时消除了。只要捷克人放弃了和萨马拉匪军合作，选择向中国人屈服，从东方返回欧洲，那么萨马拉的匪军就不可能击败伏龙芝手上的1个正规师的。
只要打下了萨马拉，乌法以西的白匪军就会撤向乌法和西伯利亚的白匪军汇合，那么从察里津到莫斯科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对于现在的莫斯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粮食，而粮食就在南方，打通了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之后，我们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兵力，那么我们将不仅仅保卫住察里津，还能彻底击败克拉斯诺夫，打通前往产粮区的通道，为莫斯科送去大量的粮食。”
看到斯大林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米宁虽然还有些担心，但却还是相信了这位人民委员。现在的察里津守军也就4.2万人，最有战斗力的是伏罗希洛夫领导的第十军，约1.5万人。而克拉斯诺夫率领的哥萨克白卫军却有着步兵和骑兵近4.5万名，听说还携带着大量的火炮和机枪。
假如伏龙芝的1个师在察里津的话，那么米宁就一点都不担心察里津的安全了。当然，如果伏龙芝的部队还在察里津，克拉斯诺夫也未必敢一头撞上来。
作为前沙皇军队中的哥萨克将领，在人民委员会派出的委员在顿河实施了错误的政策，导致了顿河哥萨克的普遍不满后，原本已经宣誓不再反对苏维埃的克拉斯诺夫立刻就加入了顿河哥萨克对苏维埃的起义。
只不过富有野心的克拉斯诺夫选择了和德国人合作，而不是向协约国示好，因为他希望能够和乌克兰的盖特曼帕维尔斯科罗帕茨基那样，成为顿河地区的君主。在德国人的支持下，他很快就聚集起了一只近五万人的顿河哥萨克军，成为了人民委员会在南俄最大的敌人。
不过克拉斯诺夫企图让顿河独立的计划和投靠德国人的行动，也让他失去了协约国的支持和邓尼金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公开斥责。5月28日，克拉斯诺夫与南俄志愿军首领邓尼金进行了会晤，克拉斯诺夫斥责了对方不懂得与布党作战的性质，过于重视与协约国的军事义务是会吃亏的，最后一切都会被他那样的人给毁掉。
在经过了艰难的协商之后，邓尼金终于接受了克拉斯诺夫的提议，罗斯托夫银行给予志愿军600万卢布的贷款购买军械，同时志愿军负责保护顿河军的侧翼。虽然南俄志愿军勉强同意和克拉斯诺夫合作，但是却并不愿意和顿河哥萨克联合作战，而为了说服南俄志愿军和自己合作，克拉斯诺夫也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顿河哥萨克军的迟缓行动，倒是给了斯大林一个整合内部并建立环绕察里津防御阵地的时间。他一边建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自己任主席，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任委员全面领导察里津的军事和政治，并抓捕了城内大量的破坏分子和可疑分子，对于知情不报者也一并抓捕了起来。
另一边则从工人中选出可靠的无产阶级建立工人武装，然后调动了大量的居民在城市内外修建了野战工事、掩体和环城铁路线，并架设了钢丝网，还调来了伏尔加河舰队。
在建立了这样强大完备的防御工事后，斯大林觉得克拉斯诺夫想要攻入这座城市，除非是察里津的防御部队出现了问题，因此他又将军队分为了三个部分进行互相掩护和监督。做完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反倒是担心克拉斯诺夫不肯来进攻自己了，如果不能依赖阵地战大量的杀伤顿河哥萨克，那么之后他就不能南下征收粮食，莫斯科就会挨饿，那就是真正的大问题了。
想到这里斯大林便感到不满的说道：“假如不是托洛茨基胡乱的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阿弗托诺莫夫、柯培这些人，南俄的形势又怎么会坏到这个程度。正是这些人，使得南俄的农民们都起来反对苏维埃了。
那些所谓的军事顾问，完全就是在红军内部阴谋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除了消极作战之外，就是在和白匪军互通消息。”
米宁也只能点头附和道：“确实如此，那些前沙皇军官根本不可信，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红军将领才是可靠的。事实上，那些家里是富农的士兵现在也变的不可靠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人民委员会的征粮制度。至于那些哥萨克，他们更乐意站在哥萨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革命。”
斯大林注视着窗外夜色中的星星好久，方才说道：“希望中国同志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第1070章
7月25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落幕。虽然本次运动会中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许多人对于体育比赛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许多比赛不得推倒重来了一两次，不过这场运动会还是给观众和参加运动会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种深刻的印象就是，原来东方也能组织起这么大型的公众活动，不同于赛龙舟之类的节日活动，而是有组织有秩序的观赏比赛；第二种印象就是，原来东方人在运动天赋上并不是不及西方人，比如中国东北及北朝鲜参与的比赛队伍，在足球和田径运动中都表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体育表演。
这场运动会还带来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那就是中国国内的收音机销售量突然比上半年暴增了十倍。过去几年内革命委员会对无线电广播设施的大量投入，使得东北各县和华北各大城市都建立起了政府或商业广播电台，这么多电台已经能够给听众带来了大量的新闻和娱乐内容。
如果说，过去买一只收音机不过是为了研究无线电或炫耀自家的财力，那么现在购买一只收音机的人，更多是为了消遣。某些新工人拿到工资的第一天就是先去购买一台价值12元的矿石收音机，然后在晚上或休息天的时候听广播电台。
当然，如果有的人对无线电技术比较了解的话，大可以自己购买矿石收音机的配件自己组装，那样9到10元也就足够了。
如果是家庭使用的，则会购买三灯或五灯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不仅声音响亮清晰，也很适合全家人晚上坐在一起收听广播以为娱乐。不过这样的收音机就比较昂贵了，最便宜的三灯收音机也要5、60元，五灯收音机则至少在120元左右。最好的9灯收音机则超过了400元，几乎是普通小学老师一年的工资了。
不过和国外的收音机相比，国产的收音机却又显得相当便宜了。国外豪华版的橱柜式收音机要800-900银元，五灯或六灯的中等档次收音机价格是400-500元。除了那些在战争景气中赚到了大钱的工厂主或买办商人，很少人会去买英美产的收音机，因为这些外国产的收音机除了价格高昂外，质量并不见得比国产的收音机更好。
正因为中国产的收音机质优价廉，所以各国从中国采购的广播设备和收音机每年都在增加，去年中国出口的广播设备和各类型的收音机及配件，总价就达到了7679万美元，美国进口了一半以上。中国的通讯产业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如此迅速，美国和德国的电气工程师的帮助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之前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地区搞的有线广播太过成功，因此许多人还没有改变思维，城市居民在上下班的公共场所或乡村居民在晚上听一会免费的公共广播，他们就已经满足了，不愿意再花钱去购买收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