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运动会的召开，商业广播电台开通了现场广播节目向听众直接广播比赛后，无法前往现场观看的人们突然就出现了对于收音机的热切需要。不管是在工厂、家中、道路上，还是田野、山林和列车中，只要是能够接收到无线电波的地方，他们都能够通过一道电波和赛场上的观众一起关注比赛，这是一种极为激动人心的体验。
凭借着这种莫名的情绪，国内的收音机销售数量第一次突破了月销售10万台这个数值。而相比起南方，东北和山东地区的民众对于通过收音机去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显得更急切一些。
当吴川参加了闭幕式并宣布本届运动会结束时，站立在会场上的观众和赛场上的运动员们都久久站立在那里不愿退场，大家都在怀念着这一个月来在这所宏大的体育场上留下的汗水、笑声和激情，这是他们在过去生活中所没有感受过的集体活动。
不管革命委员会举办这场运动会的初衷是什么，这一次的长春运动会都给予了革命委员会超出预期的回报，东北、内外蒙古和山东地区的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向心力显然加强了。革命委员会能够带领他们摆脱被帝国主义欺凌和殖民的命运，重新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来过长春的民众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加的坚信不疑。
中国人自信力的增强，对于外国人来说就不是什么愉快的感受了。比如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在1918年关东都督府正式改为关东厅后，这位老牌的外交官就担任了首任关东厅长官。
在过去，关东都督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职位，和朝鲜总督、台湾总督的地位相当，除了接受内阁总理的直接指导外，几乎就是当地可以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了。而这三个职位中，又以台湾总督和关东都督最为吸引人，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几乎不受大陆影响，而台湾人的抗争也较朝鲜人弱的多。
至于关东都督，虽然管辖的地方不及台湾都成四川成汉、朝鲜大，但却是三地之中最有前途的，因为关东州可以向南满拓展势力，是日本政府默认的扩张地区。直到1911到1912年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被革命委员会重创，不仅失去了南满这个势力范围，也失去了把关东州从租借地变为领土的可能。
山东和北朝鲜的失败，让日本陆军意识到，想要通过大连强行登陆辽东半岛，还不如直接从南朝鲜半岛向鸭绿江进攻，如果他们在朝鲜半岛都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在革命委员会重兵集结且有铁路作为后勤保障的辽东半岛强行登陆，等于是让陆军将士去送死。
山东一战中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斗中使用的炮弹数量，已经彻底打醒了日本军部中的那些将军们，除非他们能够获得海军的舰炮支援，而且还得让中国军队进入到舰炮的射程之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辽东、山东半岛这样的地方登陆并展开作战阵型。
以中国人在空军上的优势，登陆作战时对于陆军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而到1918年为止，日本陆军虽然从法国获得了几架较为先进的飞机，但是还没有形成仿造能力。而即便是法国最先进的飞机，法国人也认为性能不会超过中国外销飞机太多，而和法国一样，中国最先进的飞机同样是不许出口的。
而这还不是最让日本陆军感到头疼的，更加让日本陆军难以忍受的是，中国人不仅仅在制造战斗机和培训战斗机的飞行员，中国人还在制造农用飞机和商用飞机，并已经开始在民间培养飞行的后备力量了。就目前为止，日本陆军不仅不能批量的制造和中国先进战斗机相当的飞机，连培训飞行员的计划也大大的落后于中国了。
三年前中国能够独立飞行的飞行员大约不会超过五百，但是现在至少已经超过1500人，相比之下日本连150人都不到，还要分为陆军飞行员和海军飞行员。
这样一来，关东州的地位就显得相当尴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这里必然是守不住的，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说，应当直接放弃关东州。只是，陆军借着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干脆利落的撤走了关东州的驻军，直接将关东州的防务交给了海军。
海军自然也是不肯派出军队驻守关东州的，以防止失去关东州的恶名落在自己头上，于是关东州便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地区。当然，这对于外务省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正好可以以此同革命委员会进行交涉，以换取对方不在关东州附近驻扎军队。
关东都督府变更为关东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去除日本在当地的军事强占色彩。也是日本政府默认，关东州将会和平交还给中国的开端。当然，这种交还并不是日本政府的心甘情愿，只不过是日本上下经过仔细考量后认为，他们并无能力强占此地而已。
只是，虽然日本政府明了关东州的回归不可避免，但是他们依然想要通过政治上的手段保留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乃至为日后的卷土重来打下基础。所以外务省派了林权助担任关东厅首任长官，寄希望于这位外交精英能够交好中国人，保留日本在旅顺、大连乃至南满的影响力。
按照原敬主政时的对华政策，日本应当以怀柔的方式交好中国的政商精英，从而换取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亲近，一如日俄战争之前。但是很显然，原敬下台之后，代表藩阀政治上台的寺内并没有这样柔软的身段，应该说依赖于强硬姿态赢得国民和军方支持的军人首相，在外交思想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就林权助看来，寺内首相的外交完全就是投机主义者，他既希望用强硬姿态赢得国民的支持，却又想要通过秘密外交和中国达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外交思想下，上海的外交官才会纵容侨民在这样不恰当的时候挑衅中国人，但是军方却又不敢在上海做什么，以防止激怒英国及其他列强。
“这简直是搬起了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站在官邸窗口注视着旅顺湾的林权助喃喃的说了这样一句。
关东厅长官官邸原本是1900年沙俄关东州厅长官阿列克塞耶夫中将修建起来送给侄子启里尔亲王的生日礼物，这座建立于白玉山南麓的俄式别墅，在日本人接手后就成为了总督府、都督府和现在的长官官邸。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一贯习惯于将俄国人在关东州的痕迹抹去的日本人，完全保留了这座别墅的俄式装修，红色的波斯地毯，紫色的天鹅绒落地式大窗帘，古铜色的柜橱、写字台、梳妆台和穿衣镜等家具，一如俄国人停留在这里的时光。除了在庭院中种了许多樱花，从而让这座别墅多了几分日式的情调。
站在林权助身后的船津辰一郎，和林权助同时调任于驻奉天总领事兼关东厅外务部长，虽然听到了外务省的老前辈说了什么，但他还是装着什么也没听到，默默的站在那里注视着窗边的紫色天鹅绒。
只不过林权助似乎猜到了这位后辈心里的想法，他转过身来看着他说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装作听不见可不行。你对于上海总领事馆的做法，难道什么意见都没有吗？我记得之前你出任的是驻南京领事，不可能不了解上海总领事馆内的情况吧？”
40出头的船津辰一郎摊开双手无奈的对着上司说道：“林长官，上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上海总领馆同样也是如此。特别是随着南满地区为中国人完全控制之后，那些陆军富有野心的年轻参谋和企图煽动满蒙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浪人们，一下就失去了人生目标。
我想您不会不了解，陆军的年轻参谋们一直都想着再来一场如甲午、日俄这样的陆上大战，从而为自己铺就通往将级的光明大道。环顾东亚，现在还能让陆军作为对手的也只有中国了，毕竟陆军不能游过大海去打印度支那，而且法国人也不好惹。
至于那些浪人们，他们不过就是想要效法前辈，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罢了。就像他们的前辈在朝鲜、在满洲做的那样，在这样的冒险中成为国民的英雄，最终赢得名利成为新的暴发户。
革命委员会在满洲、蒙古的统治越来越牢不可破，接下来他们又将要把华北地区纳入掌握，于是中国尚可以冒险的地方就剩下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了。
从中国历史上去看，若是南方能够守住淮河一线或是长江一线，南北分治并不是不可能。当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现在的南方根本不能守住淮河或长江一线，但是长江流域毕竟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如果英国人和我们能够联手控制住长江一线，禁止国民革命军南下，那么就可以营造出这样一个南北分治的局面。
上海虹口事件，虽然是一些侨民试图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势力，但恐怕也是那些野心家和冒险家们试图借此让日本加强在长江一线的力量，为之后中国的南北分治打下基础吧。否则，驻上海总领事馆就不可能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举动。”
林权助沉默了数秒之后，这才接着问道：“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中国人送来的通牒？”
船津辰一郎思考了许久，方才说道：“王永江送来的通牒其实就是革命委员会向日本政府表明了立场，他们想要通知的对象不是我们，而是东京的寺内首相和本野外相。假如中国人真的要动用武力强行接管关东州的话，那么我们根本抵挡不住。当然，中国人先送来了通牒而不是派出了军队，说明革命委员会，不，共和党现在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和我们撕破脸。”
林权助抬头注视着对面墙上的尼古拉二世画像，看了好久才说道：“其实我倒是觉得，共和党恐怕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日合作视为建立东亚秩序的基础，否则他们就不会如此果断的给我们下这样的通牒。要是在1911年之前，这样的通牒已经可以成为一场战争的借口了。”
船津辰一郎默然无语，他心中默默的腹诽道：“但现在已经不是1911年了，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向现在的满洲发起一场轻率的战争了。只要瞧一瞧中东铁路沿线不断树立起来的烟囱，就知道现在的共和党能够动员起多大的力量。”
林权助停顿了一会后突然又说道：“你说，现在的尼古拉二世在想什么？他会不会后悔资助了吴川？让日俄两国数十万军人的雪都白白流淌在了这片土地上…”
第1071章
比之林权助更觉得头疼的，是北京城内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夺得了总统宝座，原本因为二次革命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人重新聚合在了一起，对于胡汉民、居正、戴季陶等孙中山身边的老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所期待的光明时代的开始。
哪怕是之前极力反对和共和党妥协，反对以接受土地改革为条件参加政治协商的党内保守派，现在也对共和党的恨意减少了许多，不再口口声声的要求要以暴力对抗革命的暴力了。因为国民党内的功臣们，现在正着急于瓜分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地、县政府的政治红利。
比如，陕西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希望让井勿幕回去担任陕西省省长，而孙中山则更加的属意于右任出任陕西省省长。在袁世凯病重的时候，陕西和山西的地方势力都发起了对于本省北洋驻军势力的反抗，这些地方势力认为随着袁世凯去世，共和党和北洋集团必然会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斗争起来，这样一来北洋集团势必要从各地收缩力量，即便这些北洋军不返回河北，失去了中央政府支持的北洋军在各省也就无力继续压制地方势力了。
毕竟北洋军和这些省内的地方势力一样，都是靠着农业收入养活自己的，山西和陕西在同治回乱和俄国入侵外蒙、新疆后，两地的经济就都陷入了长期衰退。
本就农业不发达的西北地区显然是不能够养着双倍人马的，更何况北洋军依旧保持着清军的做派，一旦离开了家乡和驻地，这些军人就好似进入了敌国的地区，盘剥和残害民众几乎是不受约束的。虽然随着袁世凯通过二次革命赶跑了南方民党和地方立宪民主派，建立起了形式上的统一后，稍稍约束了下军纪，但是北洋军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了。
因此在看到有希望解脱北洋军的控制之后，各省的地方势力也就纷纷发起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反抗。陕西地方势力是最为激进的，在其他各省还在观望共和党同北洋集团的斗争时，陕西已经发生了兵变打出了要打倒陆建章和北洋军的旗号。
作为陕西同盟会的领导人和省内的名流，井勿幕在看到北洋在袁世凯病重时的四分五裂后，就迅速站出来号召陕西各界人士联合起来驱逐陆建章，向中央政府号召以陕人治理陕西。袁世凯快死的那几天，各省都不约而同的打出了联省自治的旗号，或是陕人治陕、晋人治晋、皖人治皖、鄂人治鄂等等。
在这些口号的背后，实质上就是各省地方势力试图把北洋和共和党都拒之门外，各自关起门来当土皇帝而已。当然，这些地方势力敢暴露这样的野心，也是同共和党和北洋集团将会在袁世凯去世后发生武装冲突的判断分不开的。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反正共和党和北洋军都不可能把中央政府和平的交给对方的，北洋军虽然弱一些，但也不可能被共和党一戳就倒下，毕竟北洋军在辛亥年和民党打的那几仗，确实是震慑住了不少地方人士。至于共和党虽然和日军打了个有来有往，但共和党治下的人口实在太少了，想要彻底压制住北洋军，没个三五年也未必能决出胜负来。
因此在双方没有决出胜负的时候，各省自然就有了左右逢源的空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北洋军，他们总要先收拾了对方才能来收拾他们，因此在决出胜负之前，两边都应该拉拢他们这些地方势力才对。再说了要是共和党真的把北洋军彻底打垮了，大家便纳头再拜好了，共和党总不能对他们这些主动向中央政府靠拢的人下手吧，那样谁还敢投降共和党呢？
只不过出乎这些地方人士的预料，共和党不仅和北洋集团握手言和了，还拉拢了一大批中间人士，这下地方势力反而遭到了打压。比如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井勿幕和隐隐有独立于北洋之外的王占元，都被强行召来了中央甚至是被撤职逮捕。
这样一来，原本鼓吹联省自治的声音顿时少了许多，原本想要在共和党和北洋集团间左右逢源的势力，现在也不得不低下头回乖宝宝去了。
不过等到孙中山当选为总统，许多地方势力加入到国民党之后，这些地方势力顿时又起了借助中央政府的任命返回家乡去的打算。只不过孙中山等人复兴国民党并不是为了帮这些地方势力出头的，他们是想要利用这些地方势力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从而真正的让国民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
按照胡汉民、戴季陶的说法，眼下把这些过去的同盟会员和前国民党员吸纳进新组建的国民党，并不是真的就把他们当成革命同志了。
戴季陶就很直白的对孙中山说过：“这些所谓的老同盟会员和前国民党党员，说到底当初不就是向袁世凯屈服了，不肯服从总理的号召响应二次革命的那些人吗？既然他们当初能够背叛革命，那么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背叛第二次？
真正效忠于总理，对于革命从无二心的，都成四川成汉只有我们这些当初抛家舍业跟着总理流亡于日本的老同志。一旦有什么事发生，总理不指望我们这些老党员，难道还要去指望那些墙头草吗？
现在我们之所以要笼络这些墙头草进入新的国民党，那是因为我革命党离开国内数年里，已经流失了许多国内的基层党员，假如没有这些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支持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竞争得过不断往各地渗透的共和党。
而这些地方有力人士也需要总理的三民主义去抵挡共和党的过激主义，因为共和党动不动就叫那些乡村和城市中的群氓起来反抗有产者，说什么要打倒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可见我党和这些地方有力人士的合作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当然，这些地方有力人士也未必支持总理的三民主义，所以在我们掌握了地方上的民众之后，为了实践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同样是要把这些反对三民主义的地方有力人士打倒，从而真正建立起一个三民主义的社会…”
这些各怀心思的国民党内各团体，很快就分裂成了数个派系，为了争夺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互相攻击了起来。一开始这种争权夺利的行动还是背着孙中山的，当然孙中山并不是不知道，但他实在是无力说服双方，只能装作听不到看不见了。
不过等到共和党就上海事件和新政府的成立提出了一揽子要求之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终于被摆在了桌面上。一派是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联合了韬园派，主张应该支持政府对抗共和党的压力，以求和平解决上海事件；另一派则是居正、谢持等人联合了政学系，主张应当顺着共和党的意思向政府发难，倒徐世昌的阁，然后由国民党单独组阁，从而达成府院一致的局面。
7月25日下午，孙中山不得不召集了国民党高层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就上海事件和共和党的一揽子主张进行公开讨论，以求弥合党内的分歧，得出一个能够令双方妥协的方案来。
虽然居仁堂的角落中放着盛放冰块的铜盆，过堂风一吹都能让人冷的一哆嗦，但是不知为什么戴季陶还是觉得大厅内闷热的很。还不如刚刚在外面走路的时候，虽然今天下午的阳光挺晒的，但是走在林荫小路上，被湖风一吹就凉爽了下来。
不过他转头瞧了一眼坐在上首位置的孙中山嘴角生起的水泡，心里想着今天在座的最为烦闷的恐怕还是总理了。心里想归这么想，但是戴季陶还是在会议召开后第一个站出来对着居正、谢持等人指责道：“当下总理坐上总统的 位置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迫不及待的要推翻内阁，这是想要让总理撕毁当初对各方做出的承诺吗？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会给总理招来多大的麻烦？”
谢持注视着戴季陶的双眼并未有所避让，他坦然的说道：“政党政治本就是总理过去一直所提倡的共和理念，我提倡他有什么问题？再说了，现在的内阁总理徐世昌是何许人也？”
谢持停顿了一下，转动身体扫视了一遍大厅内的诸人，这才重重的接着说道：“这是前清的总督，帮助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首恶。
之前总理和各方妥协，是为了能够先恢复共和制度，然后再实施真正的共和理念。这北洋军什么时候支持过共和？袁世凯废除内阁自任大总统，除了一个名分外，他和满清的皇帝有什么区别？而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独裁篡权，不正是靠着北洋军的支持吗？
我们和共和党顶多是对共和理念有分歧，但是和北洋军究竟有什么可谈的？更不必提，现在北洋军驻扎在长江一线，使我南方民气多受其压迫，若是不先打倒了北洋军，我南方各省还怎么建立三民主义？
眼下上海事件正是我们逼迫徐世昌主动辞职的大好机会，错过了这个时机，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完成政党政治的实践呢？这共和制度又从何谈起呢？”
戴季陶不以为然的反问道：“要是徐世昌不辞职呢？要是他干脆完全的倒向了共和党呢？那么总统府今后对于政府还有什么影响力？”
谢持顿了一下，但很快就回应道：“难道我们不去逼迫徐世昌，徐世昌就不投向共和党了吗？”
这下戴季陶倒是被堵的说不出话了，北洋内部和共和党合作的人本就不少，除了那些南边的那些北洋军人，北面的北洋军实质上已经被被共和党给控制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如王士珍、段祺瑞等北洋高层还试图凝聚人心，动辄以我北洋团体如何如何，但是基层的士兵和低级军官基本上都成为了土地改革的收益者。
按照共和党的土改方案，军人家属在土地改革中和之后的农村合作社中应当受到优待，这种优待对于北洋军的中高级军官来说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对于这些基层官兵而言却是退役之后有了出路，不会再落得旧军中那些无处可去的老兵的下场。
也许其他人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一直关注着北洋团体和共和党的戴季陶却是了解的，现在即便是国民革命军尚未进入的北京周边地区，这里的北洋驻军也已经开始不断的要求接受国民革命军的改编，以尽快落实自己国家军人的身份，从而在家乡土地改革中获得优待。
对于军中基层官兵冒出的这种声音，不管是直接带兵的军官还是王士珍、段祺瑞这样的北洋军领袖，都只能堵上耳朵装听不见。他们这些人家中虽然有着大批的土地，但是也不够分给整个北洋团体的，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没人敢这么做，这就是在和共和党对着干，试图收买人心了。
而失去了基层官兵的支持，北洋上层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但除了少数人逃到了南京投靠冯国璋，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认命。不过他们虽然失去了土地，但却并没有失去住宅和工厂股份、商铺等财产，就这一点来说，共和党并没有逼迫到他们无路可走的地步，自然也就很少有人会站出来拼命了。
当然，对于那些在乡下犯有血债或组织民团镇压农民的军官家属，就没有退一步之说了。要么他们被共和党的乡村巡回法庭逮捕治罪没收财产，要么就只能丢下家乡的一切跑去上海或南京了。军队尚且如此，如徐世昌这样的北洋文官领袖，就更加不可能同共和党硬顶了。
戴季陶发觉，从当前的华北乡村情况来看，北洋军同意进行土地改革作为政治协商的基础，其实和政治自杀没什么区别。因为这等于是背叛了北洋军中高级军官的利益，这些人家中基本都属于被土改的对象。当段祺瑞和徐世昌等北洋高层接受了土地改革这一条件，北洋团体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利益统一的政治团体了。段祺瑞被冯国璋等人的背刺，实际上就是北洋军中反土改势力的反击。
当然，这种反击对于共和党来说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反倒是加强了共和党对于段祺瑞这一派的影响力。谢持等人虽然急躁了些，但是他们的想法其实还是符合国民党内不少高层的看法的。就是要趁着共和党的发难先破坏了共和党和北洋派之间的默契，然后再同共和党做政治上的角力。
不过孙中山还是要比谢持等人看的清楚的，在戴季陶难以为北洋团体的未来做出判断的的时候，他轻轻咳嗽了两声后说道：“倒阁这种话还是不要再说了，免得坏了我们同政府那边的关系。既然共和党认可了徐总理，现在人家也没有做错什么，动不动就要打倒别人，这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虽然我现在是总统，但是袁世凯担任总统的时候已经坏了不少规矩，使得共和制度已然让许多人难以信服了。如果我们刚上台就想着和政府过不去，那么共和党还会继续维护共和体制吗？要是共和党借此机会取消总统府和内阁之官制，直接采用东北的委员会体制，你们要怎么办？”
第1072章
听了孙中山的发问，居仁堂内顿时都安静了下来，哪怕是刚刚一直振振有词的谢持，也坐回了座位慢悠悠的喝起了茶来。
东北的委员会体制，这正是国民党及中间人士最为痛恨的政府体制。也就是共和党搞这套东西的时候，俄国革命还没有开始，因此国内的精英阶层对于这套东西一开始是瞧不上眼的，他们认为这就是类似农民起义时搞出来的草台班子，既不能体现出官府对于小民的威严，也无法吸引到国内的知识精英加入。
毕竟在这些中国的精英们看来，治国之事是不可能同小民商量的，正所谓“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吗。共和党居然让一帮劳动者进入委员会监督官员做事，这实在是尊卑不分本末倒置的做法。官员乃是民之父母，难道父母做事还能让儿女来监督？这不是头上戴鞋，脚上穿帽子了么。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共和党拒绝接受名流的举荐任官或是海外留学生直接任官，特别是那些读法律或文学的留学生，倒是对工科及理科方面的留学生青睐有加。
说句老实话，去海外留学工科或理科的，基本都是寒门出身，家里要是有些底蕴的，自然是先读文学，其次法律。读文学的，只要家里的大师或交好的世家大师提携吹捧一下，立刻就是震撼文坛的少年才子；读法律的话，家里推荐一下，政府中任个官职也不难，毕竟现在西法在中国才是潮流，因为国家需要这些懂得西法的留学生去同外国人办交涉，免得过于吃亏了。
相比之下，读法律还是要比读文学的低了一个层次，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要去做事，要和洋人去争执的，但是读文学的只要写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就可以了。至于读工科、理科的，那就更加让人瞧不上了，整天要和那些工人、苦力为伍，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
哪怕是袁世凯搞的不中不西的大总统制度，因为袁世凯肯给这些士绅名流们位置，他们嘴上虽然照样要骂袁世凯搞独裁是破坏共和，但是这官还是要照做的。骂袁世凯是为了在民众面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当袁世凯的官则是为了生活，两者一点都不冲突，甚至还要被人夸上一句“忍辱负重”。
但是在革命委员会这里，这些士绅名流的体面和他们习以为常的天道都被撕了下来。哪怕是名流中的名流章太炎，也不过是提携一下几个学生在大学里教书，还要受到学生会和教育委员会的监督，要是教的东西不合时宜就得被清退。
至于想要像顾维钧那样一步登天，和袁世凯见上一面就委任一个官职，几乎就没有这个先例。不是说革命委员会没有一回国就委以重任的留学生，但是这些人都是直接被安排到工厂或国营农场，从一名劳动者开始进入体制的。这样的苦显然不是这些旧知识精英们能够接受的，也侵犯了他们所认为的天道。
只不过吴川并不是袁世凯，他根本不想接受这些旧时代精英们的拥护，而共和党所推动的工业化又是这些旧时代精英们难以理解的东西，他们中的许多人连一根火柴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都不清楚，又怎么能去管理一个制造钢铁机器的工厂呢？
可以说，革命委员会势力扩大的过程，就是旧知识精英阶层被粉碎改造的过程。吴川所领导的共和党老实说并不如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集团那么的血淋淋，北洋集团对于反抗自己统治的地区采取的是满清入关时的做法，但是这些旧的知识精英们却更为恐惧共和党，因为共和党要的不是他们的顺从，而是要彻底的摧毁他们所存在的那种环境，哪怕他们想要向共和党低头屈膝也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被毁灭的结果。
谢持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北洋中投靠了共和党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虽然痛恨共和党却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共和党，去年华北的这场大水已经彻底打破了某些人心中的侥幸心理，但是对于四分五裂的北洋派，他们心里是没有这样的负担，只觉得对方就是一条背叛了主人的丧家之犬，惹不起共和党还打不得丧家犬吗？
但是，不管他们在这里如何明指北洋暗攻共和党，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们之所以能够坐在居仁堂内，不是因为共和党坐不进这里，而是共和党放弃了进入居仁堂的机会。虽然共和党放弃了进入居仁堂的机会，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对中央政府放手，而是建立了针对各部门施政的委员会。
共和党虽然没有把东北的委员会体制完全在北京复制，但是却把委员会体制同国会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代表民众和党派的政治代表机构。
这一机构虽然偏离了国外代议机构设立的初衷，国外的议会不会对政府单独部门采取如此直接的干涉，几乎把政府各部门当成了各部门委员会的下属，内阁总理的行政权遭到了极大的干涉。但是对于本就对共和体制一无所知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并不介意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失去制衡，他们只要求政府或国会，哪怕总统也行，出来一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尽快的让民国进入到一个有序的社会进程中。
相比起民元初年国会和政府之间的乱象，都成四川成汉和袁世凯废除国会搞大总统制的独裁统治，现在这个委员会-内阁施政体制，看起来运行的还是不错的。首先政府的行政权几乎为部门委员会所掌握，政府部门也就失去了同委员会扯皮的权力基础；而委员会对于政府部门的领导，又让委员会失去了推诿责任的借口。
正因为如此，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这边还没有什么动作，徐世昌也没有拿出什么施政方案，但是政府各部门却比之前提高了数倍的效率。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使得袁世凯-孙中山的政权交接就变的平稳了起来，不管是竞选总统失败的段祺瑞，还是地方上的实力派，都对新政府的成立表示了服从。
而这一现象却又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共和党真要架空总统府的话，凭借着委员会-内阁各部的政体，也还是能够让中国的政治中枢运转起来的。这种局面显然不是国民党众人能够接受的，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站起来回答孙中山的问题了。
面对党内同志如此现实的反应，孙中山心里也是大失所望。他并不反感谢持、居正和政学系等党员对于共和党表现出来的痛恨之情，要是国民党内一面倒的去敬仰吴川，鼓吹和共和党交好，那么这个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但是他并不希望谢持、居正这些人只会痛恨共和党，却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抗共和党的办法。为了能够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共和党相抗衡的政党，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坚持，不再要求新党员对自己宣誓效忠，甚至都不要求党员完全的支持三民主义，只要他们不站出来公然反对三民主义，孙中山都能够接受他们。
从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整肃党纪，要求党员精诚团结的效忠党的领袖；到今日只要能够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的实力派，党就对这些实力派敞开大门，这可谓是两个极端了。但是为了巩固扩大国民党在各地的力量，孙中山还是默认了这种党组织的快速扩张。
只是，新恢复的国民党的声势虽然起来了，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凝聚力却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有所好转，现在的国民党看起来倒是比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时期更为杂乱了。那个时候还有宋教仁这个手腕圆滑的党内骨干把各地的国民党员凝聚起来和袁世凯争夺第一届内阁的组阁权，但是现在他身边却没有这样的人了。
谢持在党务工作中干的虽然颇有声色，但是心胸过于狭小；汪精卫年少成名，仪表和口才在党内一时无二，但是却不耐实务；胡汉民过于刚愎，戴季陶少了几分担当…环顾身边众人之后，孙中山发觉现在的国民党还不如辛亥革命前生机勃勃的同盟会，和组织严密的共和党就更加无法比较了。
“人才难得啊。”孙中山一边在心里如此感叹着，口中却不疾不徐的对着厅内的众人说道：“虽说我现在当上了总统，但是国民心里对于共和体制尚未信服，因此现在还不到清算北洋派的时候。
我们总要向国民证明，我孙中山不是袁世凯这样的独裁者，我国民党也不是丧权辱国的北洋派，这才能顺理成章的解除北洋派在政府中的责任，而让更有能力的革命同志坐到那些位置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