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舰计划和实施上，日本海军这些年已经远远把我国甩在了后面，海军要是再不添加军舰，我担心在这一次和日本海军冲突之后，我们的处境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至少共和党也要给我们两艘金刚号差不多的战列巡洋舰壮一壮胆子不是？”
刘冠雄、程壁光等人顿时情不自禁的点起了头，如果能够让共和党接受民国二年提出的十年造舰计划，那么刘冠雄也觉得现在的冒险是值得的了。
他在民国二年提出的十年造舰计划，是瞄准了日本海军作为对手的，在十年中建造2艘战巡、10艘装巡、30艘防护巡洋舰，34艘潜艇，总吨位101.9万吨，总造价3000余万英镑，按照现在的造船价估计要翻三倍了，不过刘冠雄觉得只要分期建造，等到战争平息下来，船价就不会这么高昂了。
或者先实施那个造舰9年计划案也不错，购买8艘战列巡洋舰和40艘潜艇，总吨位达到30万吨，如此海军对上日本舰队也就有了一战之力。
确定了向共和党提出要求以作为出动军舰巡航的条件后，原本极力反对出动军舰的海军军官们也渐渐改变了立场。于是在夕阳斜斜的从窗户中照射在房间的家具和人身上时，刘冠雄终于统一了海军部的意见，决定一边准备军舰的出动，一边则向共和党提出要求。
于此同时，西郊民巷21号大院内，一群人也正坐在花园的草地上交谈着，阳光照射在这些人身上，将他们染上了一层橘黄色的光芒，好似在发光一样。
第1075章
耿谨文、 王葆真、周树模、宋小濂、张寿增、邵飘萍等共和党或革命委员会驻北京及河北的重要代表，今天都难得的聚在了西交民巷21号大院，于是便趁着下午阳光明媚的时候在花园内的凉棚下开了一个座谈会。
一开始主要是耿谨文向众人交代了一下共和党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在座的不少代表们毕竟都在下面为治水、赈灾、土地改革和地方建设奔波，并不能如耿谨文这样时时站在高处纵览国内外局势，还时常同长春保持着联系，接受着来自吴川领导的共和党中央的直接指示，因此代表们虽然身处于时代洪流之中，但是对于当前的国内外局势还是颇为迷茫的。
在耿谨文的交代下，代表们不仅清楚了当前的国内外局势，也了解了共和党中央对待这些国内外局势时持有的立场，这让他们的思路跟上了党的思想伦理，从而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既然是座谈会，自然不会是耿谨文一人的言论发布会，因此在耿谨文交代完自己的工作和中央的指示之后，其他代表也一一按照坐着的秩序，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讲述起了自己的工作、工作中的难处和工作展开后遇到的各类问题，大多数问题其实就是资源的不足，导致地方政府不能支持他们或是向他们索要大批的物资才能展开工作。
代表们讲述的情况能够引起耿谨文注意的，主要还是灾后地方生产的重建、水利交通建设、土地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改革后对于各地区农业进行扶持的计划。
负责河北革命委员会日常事务及1917年水灾善后事务处理的宋小濂是这样谈论自己的工作的，“…去年京直地区水灾造成的积水，随着减河完工正不断退去。但是大水退去，不代表水灾已经宣告结束了，事实上对于海河五大水系的治理才刚刚开始。
去年海河全线涨水的结果就是，平原地区的河道被泥沙淤积，南方平原地区的河道最多的地方增加了八尺淤泥，且河道漫堤还使得泥沙冲没了两侧的耕地，比如滹沱河下游所经过的平原地区，河道两侧原本是最为肥沃的水浇地，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被泥沙所覆盖，如果不处理泥沙，那么这里的耕地就变成了最贫瘠的沙地了。
海河南北水系上游山区都应当修筑水库蓄水以分担夏季之暴雨，中游则修筑水塘及干渠以扩大浇灌面积，下游则应当截弯取直，并挖掘数条减河，以加快雨季河水的排出…
而在河北南部及东南部，主要是河北东南-山东西北平原一带，这里河流稀少天气干旱，靠天吃饭肯定是年年减产的，这块地方几乎每年都有上千万亩的耕地因为遇旱而没收成，约占这片平原地区耕地面积的15-20%左右。
不过此地的地下水位颇高，大约在地下5-7米，只要能够挖掘出一口井来就能保证周边的耕地用水。这一地区想要挖一个砖砌的好井，大约需要5到6个工人一周的劳动，这样一口井可灌溉周边5-20亩耕地，以现在的人工物价约为50元上下。
按照我的估算，政府出钱集体合作社出人工，差不多一口井补贴30元就够了。一年打上10万口井，也不过300万元，10万口井至少能够惠及100-150万亩耕地，有个3、40年的建设期，河北东南和山东西北平原就能变为肥沃的农田区域…”
宋小濂说了这么多，实质上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多给农业一点预算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其他人并不这么看，比如张寿增就说道：“农业的事情还可以缓缓图之，这就是一个长期工程，现在投入多一点少一点其实问题不大。
再说了，当下国人对于乡村之事并不怎么关注，他们只关心这场大战带来的红利期到底会延续到什么时间？特别是那些住在城里的人，他们只会关心自己身边的环境有没有改变，自己的工资有没有增加。
眼下孙中山就任了总统一职，他所率领的中华革命党也吞并了许多过去国民党分离出来的小势力，重建了中国国民党，这显然就是想要组织党派对抗我们共和党的么。
虽说中央有过判断，孙中山之前领导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老是限制别人的权力而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国民党虽然一夜之间有了十几万的党员，但是这个党的组织内充斥着裙带关系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几个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
只要孙中山不下定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整风都成四川成汉整纪，那么国民党中的这些人必然是做不成什么事的。就好比一只螃蟹放在了竹篓中，它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出一条逃跑的路线，但是把一群螃蟹放在竹篓内，它们只会互相扯后腿，最终谁也爬不出去。
但是，只要孙中山还是总统，那么底下的官吏和普通国民天然会倾向于国民党。因为作为中国的元首，他就是为整个国家的社会各阶层划分蛋糕的执刀人，谁会去得罪执政者呢。哪怕是满清最腐败的时候，还不是有大部分民众认为，坏的是官吏，皇帝还是好的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国民证明，孙中山喊喊革命口号，编制一下建国方略还行。领导国民党建设国家这样艰难的任务，最终还是得靠我们共和党来办。
而向国民证明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改造我们脚下的北京城。民国元年，北京内外城人口72.5万人，再加上城外的居民，北京地区人口约在百万以上。只是除了城外这三、四十万居民大多从事农业之外，内外城居民除了官员、商人、军人和一些手工业者外，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都从事的非农、非工、非商的职业，即奴仆、艺人、护院和娼妓。
可以说，如果今日北京政府搬离北京，那些政府官员、商人、军队都跟着离开的话，那么剩下的北京人就要陷入无业的状态了。按照吴川同志的说法，北京现在就是一座纯消费城市，是需要全国的给养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这也就使得北京城几乎没有什么自保的能力，谁占住了河北的铁路和内河航运，谁也就控制了北京城，因为没有从外地运来的物资，北京城内的人就要饿死或冻死。
所以我们也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谁能养活北京人，谁就指挥得动他们。比如现在，虽然北京地区依旧是北洋的力量占据上风，但是北京城内却没有多少人敢违抗我们的要求的，就是因为我们不仅控制了河北的交通，还占了河北的农村，我们才是养活北京的人。
但是，北京人依旧还很难同北洋官吏、满清遗老和地主乡绅的代表决裂，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以上这些人提供服务，没有了这些人也就没有了工作。虽然我们能够养得起他们，但是我们不可能如满清和北洋政府那样养着他们，那样只会让我们成为另一群民国新贵。
因此，我们想要真正的控制住这座城市，光是控制从外部输入的物资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彻底的改革北京社会的各阶层，从而培养起我们的真正支持者。支持我党的，必然是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大量的工厂，把这些北京人都送去工厂中工作，让他们依赖劳动去养活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住这座城市的底层社会。
除此之外，北京内外城居住的这70余万居民，除了那些官吏、商人和有产阶级能够享受到自来水、电灯、电话和煤气等现代科技外，剩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出行几乎和上个世纪中叶没什么区别。
这些平民用不上自来水，他们还在喝着水车送来的水，挑水夫从城内各处甜水井运来水，然后穿街走巷的去卖，一分钱、二分钱或几分钱。
平民们基本用不上电，也用不起电，关外一度电不过几分钱，而北京城内一盏电灯每月要1块大洋。平民使用燃煤还要自己去城墙根边上挖黄土，然后弄回家和煤球才能做饭烧水…可以说，和东北的城市居民相比，北京的城市居民没有享受到任何公共设施的便利，也几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与其说北京是一座城市，倒不如说这是一座无数地主庄园拼凑起来的大乡村。
所以，我们应当在北京建立起工业以解决北京居民的就业问题，只有给这些北京居民找到了事情做，我们才能够取缔这座城市中的娼馆、烟馆和赌馆，才能极大的减少城市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氓地痞，才能削弱那些旧统治阶层在这座城市中的影响力。
而对于北京的城市改造，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作为中国首都的城市形象，还能够消灭城市中每年流行的各种传染病，并提供给市民公共服务和工作岗位，这对于树立我党在北京市民中的形象是有好处的，也可以借此打击国民党的空口白话许诺…”
至于邵飘萍则更注重于对土地改革的关注，他说道：“当前的土地改革虽然进展迅速，土地改革使得半自耕农和贫雇农从租地所得不足一半，上升到了73%左右。
华北地区自耕农户在土地改革前的人均收入约为106元一年，半雇农收入约为人均52元一年，雇农一年的收入在40到50元之间。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随着田赋的减轻，自耕农一年人均收入上升到了127元，半雇农和雇农则上升到了86-104元一年。华北地区过去一年向地主缴纳的约2.4亿元地租被废除，这笔钱都流进了农民的口袋，从而极大的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土地改革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问题是出在了地主身上，一些问题是出在了我们的党员干部身上，一些问题则是出在了贫雇农身上。
地主身上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对抗土地改革。当然，在我强大的军政压力下，敢于武装对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并不多，但是采用了其他办法明里暗里抵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却不少。
有的地主采用了财产贿赂或美色勾引我们下去指导土地改革的干部，有些干部并没有抵挡住这种地主阶级的腐蚀手段，从而在土地改革中站在了地主的一边，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
有的地主采取胁迫恐吓村民的手段，一边装作主动交出土地以博取土改干部的信任，一边则要求村民在私下给自己写欠条，以待日后追回这些分出去的土地，这让不少群众对我党的宣传开始不信任；
有的地主则采取自行土改的办法，要求土改委员会不要公开的批斗自己，而群众受惠于地主分地的恩义，也为其求情，认为既然人家已经主动的把地分给了大家，那么就不应该再去批判对方了。
至于我们党员干部在土改中暴露出来的毛病，除了刚刚说过的忍不住地主阶级的腐蚀诱惑，背叛了党和群众之外；还有些党员干部手段粗糙，直接把土地改革运动变成了对于地主的人身羞辱和殴打，甚至有人违背了党的纪律，采取了肉体消灭地主的方式，越过了群众自己独立完成了土地改革。
除此之外，还有的党员干部并不熟悉乡村的工作办法，他们到了乡村之后不谈如何进行土改，而是整天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讲述马列思想和国外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讲的口干舌燥激情蓬勃，但是下面的群众却听的昏昏欲睡，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最后就是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乡村的生产力，但是很多贫雇农都把土地改革当成了均贫富。他们不仅仅要求获得地主的土地和农具，还要求把地主的房屋、家具和浮财也一并分了去；而在某些地区地主土地并不够分时，贫雇农就干脆要求把自耕农的地也分了，这就引发了自耕农对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担忧和敌视…”
坐在西郊民巷21号大院花园中的代表们，整整聊了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时才算把最近一段时间各人手中的工作和问题交流完毕。经过了这样的交流之后，这些代表们对于自己所担负的工作职责变得更为清晰了，而他们也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了诚恳的建议或忠告，从而开始有所决断。
当这场座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耿谨文思考着是不是应当把会议记录抄写一遍给长春发过去，他觉得今天会上交流的这些事件和问题，对于共和党的地方治理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好处的。
在耿谨文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上海虹口事件带给他的压力了。而王葆真等几人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上海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了，对于这些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说，眼下只有恢复华北平原的农业生产，加快这一地区的工业建设，竭尽全力的推动土地改革往全国的发展，才是当下的首要之物。
当周树模起身宣布会议结束，与会人员三三两两的起立告别离去后，邵飘萍走到了耿谨文身边说道：“这一次中央是真的打算宣布渤海为领海，还是只是想要迫使日本人退让？”
耿谨文思考了数秒后对着他说道：“主席的意思是尽可能的争取把渤海变为领海，假如列强不联合起来反对的话。至于让日本人做出退让，在保证京津唐地区的安全面前，倒是一件小事了…”
第1076章
7月26日，府院召开了联合会议，专门就共和党提出的外交、财政、内政等提案进行了讨论。在会议上，徐世昌一度想要和稀泥，打算暂时搁置关于外交方面的提案，通过其他方面的提案，以避免和日本发生正面的对抗。
但是徐世昌的想法很快落空了，他指望总统府支持自己的方案，以分担共和党的政治压力，但不管是孙中山还是段祺瑞都拒绝了他的提议。
孙中山这边认为已经和日、英等驻华公使有了私下的沟通，因此友邦人士应当会理解共和党提出的外交方案和国民党无关，而国民党方面也不愿意让共和党把自己塑造成国内唯一一个，在列强侵犯中国利益时挺身而出的民族政党，这将极大的败坏国民党的形象。
因此孙中山向徐世昌指出，上海虹口事件已经引发了海内外华人的重视，这件事要是处理失当，将会极大的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声誉，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够按照共和党提出的建议妥善处理外交事务，总统府会密切关注这件事的后继。
至于段祺瑞，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他这个副总统几乎没有任何权力，除了领工资和代替总统前往出席外交活动。但是作为北洋团体中的实力派，他在这样的会议上自然还是有着发表意见的权力，而徐世昌也不敢听过就忘。
只是段祺瑞的关注点并不在共和党的议案上，而是向徐世昌和孙中山建议道：“封禁渤海拒绝日舰进出，这样的议案是不是太激进了些？要是日本人干脆派出军舰进入渤海以表示反对，难道我们真的要和他们开战吗？我觉得这恐怕太过不智了。
我以为，上海既然属于江苏管理的地方，那么上海虹口事件就应当先让南京督军冯国璋去处理啊。要是他处理的不好，我们再照着共和党的议案去实施，总算对各方有个交代么。现在突然的向日本方面提出，拒绝他们的军舰进入渤海地区，不就是在激化双方间的矛盾吗？”
就着透过玻璃窗照在茶几上的阳光，徐世昌慢慢的端起了红木茶几上的茶盏，轻轻的小抿了一口。虽然他表面上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他心里倒是看明白了段祺瑞的用意。
冯国璋此时虽然是北洋团体在南方的领袖，但是在王占元下台之后，原本还算团结的长江三督联盟：湖北王占元、江西李纯、江苏冯国璋，顿时就隐隐分裂了。
徐树铮控制了湖北之后就占据了对江西、江苏的长江上游优势，海军驻上海和武汉的第二舰队各舰只现在还是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因此如果共和党现在真的要对剩下的长江两督下手的话，那么江西和江苏必然不能保全。
虽然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朱瑞现在还是拥护冯国璋的，但是这两个督军几乎没有什么实力，安徽和共和党控制的苏北、河南相邻，对于这两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安徽农民可谓是了解甚多，也颇为欢迎。
再加上倪嗣冲虽然是安徽人，但是为了向袁世凯这个河南人献媚，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对安徽本地的淮上军拼命扑灭，还在颍州放纵军队屠杀乡里，因此甚为安徽人所痛恨。至于之后在蚌埠建造都督府和练兵场，强征民田并派差抓夫迫害民众这种事情就更是多不胜数了。
在张勋部为国民革命军所消灭后，倪嗣冲吞下了不少逃亡而来的张勋旧部，并为了抗衡共和党的压力他开始向冯国璋靠拢。但是随着共和党全面进驻河南，并开始推动当地的土地改革后，倪嗣冲手下的不少军官就开始跑去江西和江苏了，因为大家都不看好一个不被本地人支持，还要对抗如此强大对手的安徽督军。
倪嗣冲也许是觉得自己这个安徽督军也干不太久了，于是在盘剥民众一事上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了起来。年初倪与其妻一起做五十双寿。做寿前，倪就放出了消息，从省内广收寿礼，其种类之多，价值之高，花样之奇，都非常的骇人听闻。
因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共和党真的要进入安徽的话，倪嗣冲必然是要跑路的。而失去了安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了共和党的兵锋之前。此时徐树铮从上游南下，江西督军李纯还会不会抵抗都是一个问题。
至于浙江督军朱瑞，作为一个从光复会叛都成四川成汉变投靠袁世凯的将领，在袁世凯死后就失去了靠山，在省内就有着针对他的反对派。只不过浙江这地方，革命党和守旧派在民国建立之后已经渐渐有合流的现象，形成了保土派。朱瑞只要不动用浙江的资源去和北方打，保土派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他掀下来。
另外，湖南、福建两省和其他南方各省一样，都试图在北洋和共和党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愿意陷入到双方的争斗当中。在北洋派分裂为南北两派之后，大家就更加不可能去站冯国璋了。
而被冯国璋背刺而丢掉了总统大位的段祺瑞，思考了再三之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这次总统选举会败给孙中山，主要还在于北洋内部不团结。如何让北洋重新团结起来，就得要先砍掉北洋多余的头，这大约就是段祺瑞几经思考的结果了。
借助共和党对于南方的压迫，迫使冯国璋同日本人和英国人翻脸，然后再派徐树铮沿着长江而下，把北洋南派都纳入到自己的掌握之中，让北洋军重新归于一面旗帜之下，则段祺瑞就能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位置了。
虽然徐世昌揣测出了段祺瑞的想法，但是他并不看好对方的计划。因为这样即便北洋军重新统一了，也将会被耗去大部分实力。有着共和党在一旁虎视眈眈，北洋军已经无可能再慢慢恢复旧时的规模了。
即便能够恢复旧时规模，徐世昌也不认为那支北洋军能够和国民革命军交手，因为共和党能够自己制造飞机、大炮、装甲车和重机枪，但北洋军只能靠买，还没钱。但是徐世昌也没兴趣去阻止段祺瑞，因为这对于段祺瑞来说就是最好的一条路，现在谁去拦阻他，谁就要得罪他到死了。
对于国民党来说，段祺瑞的提议也正中他们的下怀，冯国璋只要被牵连进来，不管能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都是要垮台的。向日本人妥协就得罪了国内的舆论，持强硬态度又会恶了日本人。而不管是身在局中的日本人还是局外的英国人，他们显然都不会乐意中国人插手租界内的事务的，虹口现在可是公共租界的一部分。
现在霸占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北洋领袖冯国璋，等到他垮台之后就立刻空出了一大批位置，而浙江、上海这些过去同盟会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地区，也会在冯国璋倒台后迅速的回到国民党的手中。比如张静江想要推动浙江地区的土地改革，自然是要先把浙江这块地盘从浙江督军朱瑞手中夺回来的，否则国民党岂不是给别人做嫁衣裳了么。
至于上海，这个在江南经济版图中变得越来越大的城市，也是外国人在中国拥有最多经济利益的港口，国民党自然也不会放弃。也只有控制了上海，国民党才能够和英国人建立起良好的互利关系，因为除了国民党之外，眼下的中国不会有人能够保障列强在上海及长江流域的利益了。
在徐世昌不能全力保护冯国璋，孙中山和段祺瑞都试图借助这个机会倒冯，重新对东南政治洗牌的局势下，会议很快就偏离了徐世昌的主张，转而形成了以总统府为主的意见。共和党要求政府向日本政府宣布拒绝日本军舰进入渤海的提议被通过了；段祺瑞提出的，让冯国璋前往上海处理虹口事件的建议也通过了。
原本把注意力集中于上海虹口事件上的中国报刊杂志，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北京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的，无限期停止日本军舰进入渤海地区的照会。
得到了国民党通气的日本驻华公使馆，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禁止日本军舰进入渤海的照会比较冷淡，他们只是按照程序向中国外交部进行了口头和文字抗议，认为这一照会并不符合日中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规定，然后就安静了下来，并没有做出过于出格的举动。
倒是英国驻华公使带着法国、荷兰等驻华公使就这件事会见了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对中国政府禁止日本军舰进入渤海的照会有碍于航行自由权。美国驻华公使没有就此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但是却向记者发表了美国政府将会审慎观察这件事的立场。
就在国内各界紧张的关注着，这次中日间的外交纠纷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吴川正在和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学者薛仙舟进行长谈。
虽说薛仙舟在美国和德国学习的是经济学，但是他个人却极为痛恨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可却又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最终他选择了德国人雷发巽倡导的合作主义。
薛仙舟从美国归来后同吴川见面的几次中，都试图说服对方相信，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就能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
“…我以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有可取之处，但是通过暴力手段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不能改变商品经济中的竞争性和强制性。只有对于民众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受益的合作生产模式，才能够让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难以再制造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
虽然吴川并不认同薛仙舟提出的过于理想化的合作社经济理念，这种合作生产经营的经济理念只适合于小的土地私有者或是家庭手工业者，通过联合这些小私有者的方式来对抗大农场和大机器的生产。但是从后世的历史进程来看，随着人工越来越高，科技越来越发达，小私有者的合作只适合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如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且环境复杂的大国是不可能依赖于小生产者的联合发展经济的。
不过吴川并不打算完全的否定对方的合作化理念，他拿起了桌上的茶壶为对方的杯子里续了茶水后，方才有些惋惜的说道：“薛先生，你真的不考虑一下进入农业银行做事吗？宾步程委员可是向我极力推荐，认为你对美国和德国的银行业都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如果你进入农业银行做事的话，将会让农业银行的发展再上一两个台阶的。”
坐在沙发上的薛仙舟身板笔直，就像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军人，但是他说话的语气却非常的柔和：“吴主席的期待和敏介兄的善意，我只能愧领了。
我看，今日的东北农业银行已经发展的不下于德国和美国的大银行了，即便我不进入农业银行，它也会发展的很顺利。
但是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却处于一个极为萌芽的状态，如果没有人引导着中国合作化运动的前进，那么我认为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就有可能会陷入错误的道路上去。我虽然不敢说自己掌握了合作化的精髓，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要比国内其他人更懂一些什么叫合作化运动的。
您让我进入农业银行，不过是让中国多了一名银行家，我不认为这会对中国的社会带来什么改变。但您要是愿意支持让我去搞合作化运动，那么也许我可以让中国的乡村变得和德国乡村一样的富裕。”
看着信心满满的薛仙舟，靠在沙发扶手上的吴川沉默了许久，方才斟酌着说道：“这一周来，我和薛先生你也碰了不少次面了，对于你所主张的合作化思想，我也算是有所了解。
可以说，我对先生你谈及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在经济上的合作是持积极的看法的，但是至于其他方面的合作，我恐怕很难无保留的认可。因为我不认为，在没有一个强力组织的维系下，合作化运动能够弥合阶级之间的差异，让地主和贫雇农，手工业者和资本家联合起来进行合作。”
看到薛仙舟张了张嘴，试图解释些什么，吴川伸出了右手阻止了对方，接着说道：“当然我并不想一下子打死合作化运动，我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内，乡村和手工业者的合作化还是能够带来一些进步意义的。
不过，我认为乡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合作化运动，应当是在社会主义道路导向下的合作，应当是从生产的合作、金融的合作再到消费的合作。而这些合作化，有些是自下而上的，也有的是需要自上而下的。
比如农村的集体生产公社和城市的手工业者公社，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是自下而上的小生产者的合作。至于金融的合作和消费的合作，那就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进行组织和引导了，因为小生产者一开始并没有这个信用吸纳到足够的资金，而小生产者合作联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进入到更大的合作中去。”
看着薛仙舟欲言又止的样子，吴川理解的解释道：“我知道，你想要的合作化是想要让小生产者组织起来，以对抗资本家的大生产模式。但是恕我直言，当生产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合作社必然要跃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否则合作社就会陷入到内耗当中去，最终整个合作社也会轰然倒塌。
而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模式，将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机器的性能不断提升，最终彻底的压倒住小生产者的联合，这一点从英国和印度的棉纺织业竞争中可以获得验证。印度的棉纺织业正是依赖于小生产者的合作才能够牢牢的压制住英国的棉纺织者，逼得英国人不得不动用武力打开了印度的国门，但是等到英国的工业革命完成，蒸汽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英国人即便只是公平的在市场上竞争，英国的棉货也一样压倒了印度棉货。
所以，我建议你先在河北、山东地区找几个完成土地改革的乡村进行试点，等到总结出经验并培养出一批合作社的人才再向更广阔的地区进行扩展。”
薛仙舟足足思考了一刻钟，最终看着悠闲的喝着茶的吴川，他才算是有所决定的说道：“我愿意先搞几个试点，但是我希望您能够给我最大的授权。”
吴川起身整理了下衣服后向他伸出了右手，认真的说道：“只要你的合作化不妨碍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我当然是无保留的支持你去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