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7章
从吴川的小楼离开，顺着林荫小道向胡同外走去的薛仙舟，突然觉得周边的环境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了。虽然这里不是他第一次来，但他还是第一次有这样轻松的心情去欣赏这座城市的美。
说句实话，虽然他和宾步程交好，但实质上他对于共和党的理念一直都是心存疑虑的。他并不喜欢主张激烈变革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以暴力手段推动的土地改革，他一向都认为暴力所推动的社会变革不会保持长久，反而会引发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从而造成更多的暴力事件。
所以在获得宾步程邀请之前，他一直都试图自己组织一批信仰社会改良主义的年轻人，然后从一两个村子开始建立起合作社，再推广到各地去。只是随着袁世凯的去世，共和党陡然加快了对于关内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南方却找不到愿意和他合作的乡绅，薛仙舟这才意识到要推动自己的合作化运动，必然是要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的。
虽然孙中山所率领的中华革命党曾经表示过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兴趣，但是随着中华革命党投身于对总统位置的争夺后，他们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兴趣就暂时中断了。看到共和党在华北地区如火如荼的推动着土地改革和成立集体合作社，薛仙舟觉得自己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一旦共和党所主张的集体合作社成为乡村运动的主导模式，那么他所主张的合作化运动恐怕就不太可能推广出去了。
是以，薛仙舟接受了宾步程的邀请，匆匆从美国赶了回来，同吴川进行了数次会面，试图让对方接受更加温和的对于乡村及手工业 的合作化改造。吴川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兴趣虽然没有达到薛仙舟的预期，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对于合作化的模式是有着另一套看法的。
虽然吴川对于合作化模式的看法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理论，不过薛仙舟却也还是能接受，在他来拜见吴川之前最担心的，还是吴川对于合作化毫无兴趣或是存有偏见，那么他就难以说服对方支持自己的理论了。现在么，虽然不是最好的结果，却让他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至少比他自己一个人去奋斗强。
薛仙舟脚步轻快的踩着树荫下的光斑，顺着平坦的人行道向胡同外走去时，送走了他的吴川也正在自己的书房内打开了一份电报。
一目十行的扫过手上的电报，吴川微微颔首心情不错的对着一旁的张云荣说道：“这倒是一个好消息，徐景魁同志还没有到乌法，伏龙芝已经打下了萨马拉了。捷克人看来很快就要选择撤退了，看看徐景魁同志到什么地方了，发个电报给他，让他派人劝说捷克军团尽快撤退，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同苏维埃进行协调，保证俄国红军不追击他们。”
张云荣点头答应了一声，随即又向他汇报道：“张绍曾委员的启程日期已经定好了，是后天上午的火车票，饯别宴是放在今天晚上，还是明天中午？”
吴川看了看窗外天高云淡的蓝天，便不假思索的说道：“就在今晚吧，让朱和中过来作陪。对了，顺便帮我问一问朱和中同志，吴佩孚现在还停留在迪化吗？”
被吴川念叨的吴佩孚，此时正于迪化城南十里的军营内躺在两棵大榆树之间的躺椅上，悠闲的喝着石榴汁同自己的秘书长郭绪栋闲聊着，“想不到穿过了戈壁之后，迪化这里倒是草木繁森，真如世外桃源之地一般了，也不枉我们走了这三个月的路了。”
靠着榆树坐着的郭绪栋望着军营外郁郁葱葱的青杨和沙枣、桑柳等树种，又瞧了瞧湛蓝的如同蓝宝石的天空，也不由点了点头说道：“确实，这里就是塞外的世外桃源啊，听说西边的伊犁更有塞外江南之称，也不知那百里杏花沟是一片如何的美景了。”
吴佩孚伸手把石榴汁放在了两人中间的矮桌上，然后转头瞧着他说道：“郭兄，你这是话里有话啊。是不是姓杨的又和你说什么了？”
郭绪栋望着天空姿势不改的回道：“新疆全省450余万平方里，人口不过200多万，全省军队总共不过8000人不到，且大多还是春夏离营，冬天回来过冬的季节兵。
这省城说是驻军一旅，但真要打起仗来，估计连一个营的兵力都凑不出，也就那几队回民马队尚可一战。而且士兵手中的武器破烂老旧不说，甚至连人手一杆好用的步枪都配不齐，他们也就是打一打周边的土匪，以确保省城的安全，至于国战什么的就不要想了。
杨督军虽然手腕出色，硬是靠着权术压制都成四川成汉住了伊犁军政府并瓦解之，从而独自掌握了新疆大权。但是他没有实力啊，他派去喀什的马福兴现在越来越跋扈，大有联络英国人搞独立的意思；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对于他也是警惕万分，担心自己步那些哥老会首领的下场。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带着一旅精兵入疆，恐怕杨督军现在连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吧。我们待在这里越久，估计杨督军对于我们的猜疑就越大，我担心到时杨督军情急之下会昏了头啊。子玉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要是想要取而代之不如就抢先下手，要是无疑和杨督军撕破脸那就表明态度，这么不清不楚的停留在这里，不是道理啊。”
吴佩孚再次躺了回去，双手枕在脑后看来好一会天空，这才慢悠悠的说道：“他那个破破烂烂的迪化城有什么可图谋的。再说了，我们这一旅人马靠着疆内可养不起，这本地军队的士兵四两二钱一月，但发的官票在市面上就只能兑换二两一钱，新疆物价比关内要贵的多，这点钱那里够生活？
本地军队的士兵之所以春夏要逃离营地，也是为了生活所迫。毕竟就是给地方上的大户种地，一个月也能拿24两，要是去做工，大工每日一两五钱，小工则有七八钱一日。你看，如果不当兵，在这里做什么职业都能养活自己。
过了黄河之后，我们就开始拿双饷，每日还有伙食津贴，折算起来就是24个大洋一月，虽然还是不及本地的雇工拿的多，但是已经算是有保障了。而且士兵家中还能分到田地，退伍之后又给安排工作，所以虽然离家万里，但是军中士气却并未下落多少。
新疆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250-260万两，中央贴补新省军费一年说是60万元，但实际上只拨给了37万元。我夺了杨增新的新疆督军不难，可想要养活手上的这旅人马就难了。更不必提，要是共和党不许可我的行动，那些士兵究竟愿不愿意跟我干还是一个问题。”
郭绪栋收回了望着远处的视线，转头看着吴佩孚认真的说道：“子玉既然看的如此明白，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呢？”
吴佩孚长叹了一口气道：“总觉得不甘心啊，再往西去距离中原就更远了，到时我们可就真的回不去了。”
郭绪栋心中一动，随即问道：“是不是英国人和俄国人和你说了什么了？”
吴佩孚沉默良久才说道：“俄国人就算了，他们现在自顾不暇，还想着让我替他们去打那些红军，这不是驱虎吞狼么？就算我帮他们打败了红军，他们又能给我什么？
倒是英国人向我许诺，如果我愿意进攻费尔干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那么他们就愿意支持我控制喀什喀尔，甚至是整个南疆六城。”
郭绪栋终于有些被吓倒了，他急忙说道：“这事可干不得，南疆都是缠回，我听说喀什喀尔提台马福兴就一直想要割据南疆和费尔干纳地区的缠回合为一体，独立建国。那些俄国红军虽然残暴，但要不是他们压制住了境外的那些回民，恐怕新疆早就乱起来了。
英国人这是利用我们呢，就算我们干掉了费尔干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也不过是让这里的回民势力大涨。我们带来的汉人死一个就少一个，那些缠民倒是因为我们同俄国红军的争斗而联合起来了，到时候我们哪里还能在南疆站住脚？
更何况，现在共和党发了电报让我们尽快前往伊犁，在伊犁河下游找一处地方建立营地，准备修建从斜米到伊犁的铁路支线，为之后的内地移民建设一块安全区。我们要是不理会共和党的命令去听从英国人的指挥，我看共和党对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吴佩孚沉吟了许久之后方才回道：“我知道，所以我不会答应英国人的。只是，你觉得共和党对于俄国人究竟是个什么意图？照理说，共和党要是想要趁着俄国红白党内乱取回一些地方，大可以同势弱的白党合作，现在新疆的俄国侨民和俄国领事，已经大不如去年那么嚣张跋扈了，我看白党应该会同意我们的一些要求的。倒是红党现在看起来势大，但是他们可是被协约国和周边各国围攻着，这红党还能支撑多久？”
郭绪栋想了许久之后，还是摇着头老实说道：“国内那些政治名人，哪怕是以权术著称的袁大总统，做事也还是有脉络可寻的，但是共和党的魁首吴川么，不管做什么都像是天马行空，让人无迹可寻。
正常人哪有革命尚未成功就先和日本人干仗的？孙文、黄兴这些口口声声要追求国家和民族独立的革命领袖，不还是在革命之前就把满洲出卖给日本人了么。
自辛亥年到今日，共和党每一次的决定都是以小博大，只是他们每一次都赢了而已。可这其中的凶险之大，咱们这些局外人都要为共和党捏一把冷汗，毕竟他们只要输一次就前功尽弃了。
既然袁大总统和日本人都斗不过吴川，我看这就是真正有大气运在身的人了。对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在他气运在身的时候和他对着干，否则就是在和天斗了。
我不知道共和党为什么有亲近红党的意思，但是我认为只要吴川的选择还没有出现失误，那么我们照做是最好的。等到他身上的气运消退了，我们再做其他打算也不迟么。”
即便从了军，吴佩孚也一直都是把自己当成是读书人的。对于气运神怪之事，他自然也和正统读书人一般的看法：敬鬼神而远之。这种立场并不是说完全的不信，也不是说完全的相信，只是平日里远离神怪之说罢了。
郭绪栋对于吴川的看法，他其实在心里还是认同的。即便他再怎么孤傲，自比能够安定天下的关羽、岳飞等名将，面对吴川这一路走来的艰险，他也是自叹不如的。因为按照他自己的代入，很多时候他都不可能去选择吴川所选择的道路，按照事后的效果来看，吴佩孚不得不承认他都选错了。
这也是他入疆之后就日显消沉的主要原因，虽然他不会在明面上说出来，但是在私下里还是会叹息一句，“既生亮，何生瑜”。面对越来越强势的共和党，吴佩孚很清楚他所依附的那个北洋团体距离完全消亡已经没几天了，而失去了这个团体之后，他也就不再可能做什么平定天下的美梦了。今后，他只能是共和党的外围附庸，能否出头就真要看天意了。
吴佩孚终于从躺椅上坐了起来，双手揉搓了一下脸庞后，稍稍振奋了下精神说道：“郭兄说的是，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
他话音刚落，就看到自己的副官陪同着一人从大门处走了过来。郭绪栋看了来人一眼后，便对着吴佩孚说道：“是杨督军的秘书鲁效祖，看来杨督军还是忍不住了，这是要和子玉你摊牌了呢。”
吴佩孚一跃而起，冷笑了一声道：“就算要走，他杨增新也得客客气气的礼送我们，不从他身上刮点油水出来，弟兄们都快要忘记谁才是他们的旅长了…”
距离迪化西面约三千公里的萨马拉城内，刚刚打了一场漂亮的围城打援战役的伏龙芝在办公室内对着地图向自己的部下们说道：“科穆奇军被我们消灭了大半主力，现在他们都向着乌法逃亡去了，我们追上去也不会有多大的意义了，反而有可能在追击中遇到捷克人的撤退部队，他们可比科穆奇军难对付多了。”
一名部下顿时说道：“哪有什么，只要能够给我们补充足够的物资，捷克人也挡不住我们的进攻。有这些坦克和装甲车，野外我们可以打垮两个捷克师。”
伏龙芝的目光却已经移动到了察里津西面的卡拉奇，他用手指着这座顿河畔的城市说道：“不，我们要去这里，截断克拉斯诺夫的后路。那些顿河哥萨克在顿河北岸的平原上可以纵横来去，我们还拿他们没有办法，可既然他们 主动从顿河草原跑到了察里津的周边，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顿河切断他们的归路，然后把他们赶到察里津城下去歼灭他们。只要消灭了克拉斯诺夫，那么南俄志愿军就会陷入孤立，整个南方的形势都会好转了。”
伏龙芝的主张顿时吸引了红军军官们的注意力，和那些依赖旧俄军军官组建的红军不同，伏龙芝手下的红军军官都是远东布尔什维克出身，可谓是有着旺盛的求战欲。只不过之前他们因为缺乏物资，才不得不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战术，毕竟他们带领的可都是远东地区的老乡。
仅仅讨论了几句之后，这些红军军官就选择了支持伏龙芝的决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消灭白军的主力；另一方面则是不希望转入托洛茨基的指挥下，因为听说这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刚刚枪毙了一个无辜的政委，以临阵退缩的名义，但事实上这名政委是收拢了败退下来的士兵，组织起了另一道防线。
托洛茨基的这一做法引起了许多红军官兵的不满，现在斯大林正代表红军官兵就这件事向人民委员会告状，并公开的质疑了托洛茨基的做法。于是原本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在红军中流传的事情，自然也就引发了不少红军官兵对于托洛茨基的不信任。
第1078章
1918年7月29日，从六月中旬以来对人民委员会一直传来的坏消息中，终于开始出现了一些好消息。比如伏龙芝打下了萨马拉，一举消灭了大半只科穆奇军，从而迫使萨马拉地区的反动势力不得不向乌法转移了，这就让东面战线的恶劣形势有了极大的好转。
就如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汇报道：“根据我们获得的确切的情报，反动的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正在向乌法转移，他们还试图向协约国求援，帮助他们重新返回萨马拉，甚至是向喀山、莫斯科进军。
雅罗斯拉夫尔市及周边的叛乱已经被平息，但是鲍里斯萨文科夫我们还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注意到，城市里的工人们反对我们，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工作和得不到充足的粮食。而乡村中的富农还隐藏着大量的粮食，但他们拒绝出售给人民委员会，他们要求我们支付现金或是工业品，而不是不断贬值的纸币。
现在纸币卢布只相当于战前卢布的22%，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收获季获得足够的粮食，那么城市中的居民将无法生存下去，一旦城市里的经济开始崩溃，我们现在印刷出来的纸币将会变得一文不值，那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会被彻底撕裂，我们到时就只能做出最极端的选择，要么保存城市，要么选择乡村。”
列宁自然清楚城市经济一旦彻底崩溃对于当前的苏维埃俄国而言就是死亡，没有工业产出，红军就不能打败在协约国支持下向着人民委员会进攻的各路白卫军。
因此他对着窗外遥遥相对的红墙上的角楼思考再三后，方才一手插在马甲的口袋中，一手按着自己的办公桌，向着捷尔任斯基慎重的询问道：“乌克兰能够提供一部分粮食给我们吗？或者我们可以给乌克兰的马赫诺发一个电报？”
坐在列宁办公桌对面椅子上的捷尔任斯基沉默了数秒后摇着头回道：“那就是一个无法沟通的精神失常者，他一边宣布任何钞票都是有效力的，哪怕是自制的伪钞；但又一边拒绝接收任何钞票，只同意城市居民和他的追随者进行物物交换。
也就是说，他的部下可以拿着不知从那里弄来的钞票，哪怕是伪钞，也可以在城市里购买商品，但是他却拒绝城市中的居民拿着钞票去乡下购买农产品，哪怕是他的部下支付的钞票。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马赫诺的部队每占领一个城镇，就会把所有的钱和食物分发出去，直到食物吃完他们才会寻找下一个目标。但是他们对那个被破坏殆尽的城镇拒绝承担任何后果，也拒绝给城市中的居民配给任何资源。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小型的家庭农场之外，他们拒绝承认其他生产是必要的。
比如马赫诺控制区内的铁路和电报工人因为没有获得任何工资向其请求帮助，但是马赫诺却告诉他们：我们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养活你们，我们不需要铁路；如果你需要钱，就向那些需要你的铁路和电报的人要面包。
但事实上他的军队并非不使用铁路，只不过他给自己的军队宣布免除了铁路使用的费用。我认为马赫诺的军队虽然在对抗德国入侵者的战场上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是他们给乌克兰地区带来的破坏作用也许要更多一些。而且他们从不和白军进行正面交战，他们只是在远离白军的地方进行破坏而已。
所以向他请求援助，我看只是白费力气。还不如向中国同志请求帮助，并加强对于农村地区的粮食征集工作，那样我们才能度过现在这个难关。”
列宁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有些疲惫的说道：“战前俄罗斯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耗总额是5亿普特上下，15-16年帝俄政府征购了5.02亿普特的粮食，16-17年征购了5.4亿普特，去年到今年征购了约4亿普特，而今年到明年八月我估计连4亿普特都未必能征购到了。因为德国人和白卫军占据的地方，大多都是我国的粮食产区。
我和粮食委员会的委员们商议过，要想维持大城市的粮食最低消耗，那么每个月至少要1647万普特，一年就需要19764万普特的粮食。这是粮食征购的最低要求，否则城市就要大批的饿死人了。
这样庞大数量的粮食需求，指望从中国运来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终究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大多数的粮食需求问题。我只是担心，如果下达了对于农村的粮食征集命令，将会使社会革命党彻底的远离我们，成为我们最为坚定的反对派。”
捷尔任斯基显然要比列宁乐观一些，他对都成四川成汉列宁坚定的说道：“这只是黎明之前的黑暗，只要能够消灭白卫军和打退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无产阶级的光明就会照耀在所有人的身上。我相信农民们应当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眼下他们的付出，不过是春天里的播种，等到秋天时自然会收获沉甸甸的喜悦。”
列宁瞧着捷尔任斯基沉吟不语，他心里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观，7月1日时粮食人民委员会颁发了极为严厉的粮食征集法令，可以说这也是左翼社会革命党掀起叛乱的导火索。连有着革命觉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都对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集法令都如此不满，那些乡村中富农又怎么会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粮食呢？
是以列宁比大多数委员都了解，一旦把粮食征购法令推向更为严厉的粮食征集制度，那么农民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反抗恐怕就不会如现在这么消极了。但是，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人民委员会还能依赖工人阶级生存下去，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农民也不会站出来保卫人民委员会的。
就在他思考着捷尔任斯基的主张时，他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了，斯维尔德洛夫拿着一份厚厚的信件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向他说道：“托洛茨基同志发来了电报，是关于前线的军队编制、指挥和相关问题的内容。”
列宁听后只是苦笑了一声，方才对着捷尔任斯基说道：“你先等一等，让我看看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件，也许倒时还需要你给出一点建议。”
捷尔任斯基微微欠身向列宁点了点头，这边列宁也从斯维尔德洛夫手中拿过了信件看了起来。不出列宁所料，托洛茨基给他的信件并不单单是为了谈前线的事，而是在向他进行控诉。
“斯大林和他身边的那些人对于我的控诉完全是不实的污蔑之词，斯大林也好，伏罗希洛夫也好，都是对于军事所知不多的门外汉，他们对于我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事问题上做出决定的反对派。
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从红军组建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它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坚持选举原则；反对吸收军事专家；反对建立铁的纪律；反对军队的集中领导原则等等。
反对派分子力图为自己总结了一条概括性的理论公式，他们断言集中领导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革命不但应该废除阵地战，而且还应该废除军队的集中领导。革命完全建立在灵活性、勇于出击和机动性上。它的战斗力是数量不大、能独立作战、配有各种武器的小部队，它不需要固定的基地，只靠老百姓的支持，能够自由出入敌人的后方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硬把小型战争的战术说成是革命的战术。实质，就是把我们的弱点理想化。但我坚定的相信，集中化的组织和统一的战略必将胜过地方的随机应变、军事分立以及军事联邦制…
而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就一群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的中下级军官，那里的革命部队大多是由北高加索农民组成的，他们历史上和哥萨克之间就有着严重的对抗性矛盾，因此革命之后那里的游击战争就变得格外凶残，每个村庄都被卷入了战争之中，也因此造就了不少在小冲突中游刃有余的游击队员，但是对于大规模的战斗任务，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现在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正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规模的白卫军的进攻，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上就没有一处没有敌人存在的安静地方。假如我们听从这些军事反对派的建议，那么白卫军就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源源不断的向苏维埃俄国的心脏进攻，而我们却只能束手无策的看着这一切发生。因为没法派出一支能够在正面击败帝国主义的红军，那么游击队就不能迟滞白卫军的行动。
所以，我们应当把察里津纳入到苏维埃俄国之中来，否则这些游击队员就会毁了革命。对于斯大林和他的跟班们对于我对于红军整顿军纪的指责，我完全不想做出什么回应。
因为只要人民委员会派出一些人员到前线调查一下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下有不少红军根本称不上是一支部队，他们只是一群不守纪律的武装人员的团伙。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接近某个村庄之后就会占领它，任何一个独立的居民点或房屋都会被他们视为白卫军的窝点，遭到他们公开的和暗中的劫掠。他们没有任何关于纪律和作战时服从指挥人员的概念，而红军中的一些指挥人员本身也是软弱无力，意志不坚强，被其中的少数卑贱下流分子吓唬住了，结果不是指挥员在指挥部队，而是他的部队想把他往哪推就往哪推。
在这样的部队中，即便是最坚定和最果断的指挥员有时也想干脆逃跑，免得自找苦吃。把这些武装分子变成作战部队只是任务的一半，我们还面临着清除部队里居心不良的人、卑鄙龌龊的人、以恐怖手段吓唬部队甚至怂恿挑衅的人的任务。
我们的红军部队是在各个地区以各种方式组建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志愿人员，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因此同他们一起进行军事作业很困难，他们只能进行游击式的袭击，但只要一遇到正规军队，哪怕是不多的敌人也会仓皇逃亡。
面对捷克军队时，我们的部队就大大的吃到了这样的苦头。数百上千的红军，在几十上百的捷克军队面前一哄而散，只留下了我们的指挥员在阵地上。
我们需要给这些红军建立起一个组织，哪怕就是旧沙皇军队的组织，也好过这样的一团散沙。我们需要一些，懂得在旧军队里如何建设各级管理、指挥和供给机关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在红军中建立这样的 机关，那么我们就接近革命事业的胜利了。
前线的军队现在需要的是组织者而不是宣传鼓动员，我们需要集团军服从战线指挥机构的命令，需要各师服从集团军的命令，需要各团服从各师的命令…假如没有一个这样组织起来的红军部队，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所以我要重申一点，必须要对红军进行组织和纪律上的整顿，哪怕是使用旧沙皇军队的军官…前线需要的是能够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甚至是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而不是浅薄的、夸夸其谈的宣传员…”
列宁伸手按了按太阳穴，然后顺手把手上的信件递给了捷尔任斯基，这边则对着斯维尔德洛夫问道：“你怎么看托洛茨基对于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责？”
斯维尔德洛夫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斯大林同志恐怕并不像托洛茨基同志说的那样，是对托洛茨基同志建立红军组织的原则进行盲目的反对。至少斯大林同志在察里津布置的防御措施，并不像托洛茨基同志说的那样，是游击队员的作风。
而且斯大林同志还和伏罗希洛夫、米宁同志建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以集中对于察里津军政组织的领导，可见斯大林同志反对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建立红军的组织原则，而是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把大批的旧沙皇军官塞进红军中来。
我对此也是认同斯大林同志的意见的，我们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将远东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各级军官拆分到各个红军部队中去，从而加强对于红军的组织及军纪。另外就是向中国同志请求帮助，帮助我们建立一所培养红军军政人员的军事学校，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同志要比我们走的更前方一些。”
列宁微微颔首说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建议不仅仅是请求中国同志帮助我们建立军事学校，我们也可以派出一批学员前往中国方面学习，从而尽快的培养出苏维埃红军的军事指挥人员。
另外，我们是否应该派一个人去察里津，去同斯大林同志谈一谈，化解下他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矛盾，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对于红军指挥员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顺便也代表人民委员会去见一见共和党派出的中央委员，我们接下来也许要请求中国同志给予许多帮助，那么最好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关系，不能仅仅依赖于吴川对于我们的好感。俄共布和共和党之间应当有着更多的交流。”
斯维尔德洛夫想了想便说道：“那就让我去吧，我和徐景魁委员之前在中国还是交往颇多的…”
第1079章
在上海法租界西面的尽头是公共租界的徐家汇路，随着法租界于1914年非法拓界到这里，原本是一片田野的地方现在不仅修建起了通往黄浦江的城市干道，还引来了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上层人士在道路两边购地建房。西式的花园洋房、高级公寓和规划过的绿树草地，倒是把这里变成了一片高级住宅区。
而原本只是公共租界外围的徐家汇路，因为法租界的大肆建设，现在也从租界的边缘地区成为了租界的新兴建设地区。徐家汇路和忆定盘路交接处的新裕泰马棚，也被一群银行家买了下来，修建了一处名为范园的别墅区。
这片区域约70多亩，由通河洋行规划建设，别墅区内草木繁盛，绿草如茵，完全是欧洲式样的风格。能住进这里的，都是江浙一带的银行家，其他人就算是有钱也住不进来，据说购下这里房产的银行家们还约定，他们要把这里的房子转让出去必须要得到三分之二住户的同意，否则就只能转让给范园的住户。
住进新落成的范园12号的蒋抑卮是浙江实业银行和兴业银行的驻沪督办，今天也是上海银行界同仁来恭贺他乔迁新居的日子。民元以来上海银行业大发展，其中有三家江浙银行隐隐成为了上海银行业的龙头，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
蒋抑卮不仅是杭州的丝绸业巨子，也是兴业银行的创始人，又因为和浙江省政府关系密切，还控制着浙江实业银行的一部分实权，可谓是浙江银行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上海银行界也拥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这次上海银行业者纷纷上门来祝贺他乔迁新居，同样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在是想要借助他这乔迁宴会聚在一起讨论时局。蒋抑卮很快就将几位银行家请到了楼上的书房，让其他普通宾客在楼下和花园内游玩闲聊。
被请上楼的，有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周作民、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公权、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钱新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