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吉田茂和共和党的领袖吴川的见面次数不多，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都能感受到那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共和党领袖身上所拥有的巨大能量。不管再怎么顽固的地方绅士和所谓老资历的革命官僚，在这位年轻人面前几乎都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寥寥数语之间，这些人口中的难处和理由就被吴川给轻描淡写的给消灭了。
每一次吴川抵达沈阳，都要见到沈阳城市面貌的变革，建设上稍稍慢上一些就要被其问责。吉田茂很少听说吴川有专门为了调动人事而颁发的命令，但是为了某项事业的推进，其签署的撤免或调动人事的命令却不少。这种完全依照做事能力来整合人事的方针，极大的推动了东北的各项建设，也使得革命委员会的人事组织和满清及北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种人事任命最大的坏处就是难以判断革命委员会内部的人事关系，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都失去了作用。但是吉田茂却也看到了这种人事组织背后的好处，在吴川这把强力剪刀的破坏下，满清遗留的人事关系网被最大的可能的破坏了，底层有能力的人员获得了上升的机会。
共和党对于旧社会秩序的破坏，远比明治维新时期对于日本旧社会秩序的破坏更为深入，这也使得东北的社会活力要比明治时期的日本更为活跃。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又牢牢压制住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方势力，在这一点上，吴川几乎集中了天皇、公卿、维新三杰的权力，国民革命军却没有出现长州、萨摩为代表的军阀，这使得共和党在东北取得了绝对的集权。
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内耗远比日本维新政府要小的多，而吴川在社会变革上也比天皇和维新派走的更远，这也就使得东北在短短8年内取得社会改革成果，几乎超过了一整个明治时代。现在的日本，尚且还有人在西方民主和天皇制度中激烈辩论，但是东北却已经达成了工业化即现代化的思想统一。
正是看到了东北人民所迸发出来的建设祖国的热情，吉田茂才开始转变思想，认为想要征服这样一个已经觉醒的民族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继续和中国敌对下去，只会让日本把明治时代积攒下来的那点家当统统填进一个无底洞中去，而在中国和俄国达成和解，并获得美国的支持后，日本和中国的敌对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
牧野伸显虽然没有完全听从他的劝说，但是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也终于有所改观，对于吉田茂来说就是一个好现象。他相信，随着英国和法国越来越展现自身的虚弱，日本国内的那些政界大佬们，终究是会重新考虑日本的外交政策，而不是继续对着英国俯首帖耳了。
遵循着牧野男爵的命令，吉田茂很快就和王葆真联系上了，事实上在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时他就和王葆真联系过了，虽然两人并不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但是王葆真好歹也是日本留学生，因此吉田茂很容易就通过了王葆真的老师和同学，和这位共和党的外交代表建立了联系。
只不过，因为朝鲜王国代表出现在巴黎和会上的原因，中国代表对于朝鲜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使得日中代表团之间的联系暂时中断了。对于吉田茂的到访，王葆真表现的既不冷淡，也不过于热情，他的态度更类似于一种场面上的客套。
吉田茂和王葆真闲谈了几句，就知道如果自己如果不展现更多东西的话，今晚算是白来了。于是他突然就切入了正题向王葆真说道：“之前贵代表团在最高理事会上的表态，我个人是极为支持的，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英国和法国、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想要继续和战前一样统治这个世界，显然是有损其他地区独立国家的利益的。
日本和中国一样，同样关注着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自主权力，我们也不赞成英法在亚洲地区无视亚洲民族的殖民地分割方案，这已经触犯到了日中两国的利益。因此日本很愿意同贵国携手，为亚洲民族的独立自主事业尽上一份力气。”
王葆真比吉田茂小了2岁，但是他外交方面的经验却要比吉田茂强的多，毕竟从辛亥革命以来，他几乎都在独挡一面，而吉田茂则是按部就班上升的日本外务省精英。因此他略过了朝鲜和台湾问题，直接考虑了日中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外交冲突。
沉吟了数秒之后，他对着吉田茂说道：“吉田先生的观点，我很欣赏。只可惜贵国外务省现行的外交方针，并不符合吉田先生的观点。而且我国也无意和英法对抗，我国所追求的不过是建立一个符合世界人民期望的和平秩序而已。”
吉田茂不以为然的回道：“我国外务省现行的外交方针确实已经落伍于世界形势的发展了，我认为外务省官员们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久。鄙人虽然尚不能左右外务省的外交方针，但业已决定归国之后推动外务省内部的变革，从而使得外务省的外交方针变更为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听到这里，王葆真微微颔首说道：“我国当然乐于见到贵国这样的变化，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吉田茂点头向王葆真回礼，接着又说道：“贵国想要建立亚洲的新秩序，必然会触动到英法美荷等国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就是中国最适合的盟友，因为我国也不希望欧美各国继续在亚洲耀武扬威下去，这对于日中及亚洲各民族的利益，都是一种侵犯。和平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欧美各国对于亚洲的入侵，贵国所追求的和平，恐怕只是一种奢望。”
王葆真注视了吉田茂许久，方才意味深长的说道：“可是，贵国和英国的同盟条约，恐怕并不是为了维护亚洲各民族的利益的，这让亚洲各民族怎么相信日本呢？”
吉田茂自然知道，光凭几句空口白话是无法说服王葆真信任自己的，毕竟现在的共和党并未对日本期待太多，否则的话中国代表团也就不会在和会上公然支持朝鲜国王派出的独立代表了。他能给出的，不过是一个远期的计划，和向中国人表明日本内部还有一群试图和中国交好的势力罢了。
就在巴黎和会的结局越来越扑朔迷离的时候，德军总司令兴登堡、总参谋长格勒纳也和威廉二世进行了会面，之前他们都忙于把德军从法国境内撤回国内，加上为了让德军逃脱战争罪责，因此在卢森堡内阁组成后就一直没来晋见过皇帝陛下了。
现在随着德国国内外形势的好转，两人终于又不得不跑来和皇帝见面了，因为卢森堡总理要求解除兴登堡德军总司令的职位，并解散德军总参谋部。面对兴登堡和格勒纳请求自己出面驳回卢森堡的命令，威廉皇帝却开始犹豫不决了，他思考了许久后向着两位将军为难的说道：“可我没有这样的权力，按照新宪法，在和平时期卢森堡总理有权发布这样的命令。如果我驳回政府的命令，也就意味着现在的德国依旧在战争中，那么停战协议就成为了一纸空文，协约国就会以此为借口向我们进攻。”
兴登堡不得不向皇帝提醒道：“可是政府现在已经下令退出巴黎和会了，协约国打过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威廉二世这个时候倒是聪明的很，他迅速的回道：“那样的话，这场战争就和我无关了。按照卢森堡总理的说法，这是英法对于德国的入侵，这是另外一场战争。”
总参谋长格勒纳马上说道：“可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我们又怎么指挥军队抵挡协约国军队的进攻？卢森堡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军队的偏见，下达的是乱命。”
威廉二世摸了摸自己的胡子，过了好一会才反问道：“如果我们能够挡得住协约国军队的进攻，那么还签署什么停战协议？更何况，我驳回了政府的命令后，你们就能在没有柏林的支持下抵挡住协约国军队的进攻了？或者说，你们打算让我去巴黎签署投降条约吗？”
兴登堡、格勒纳和威廉二世的会谈最后不欢而散，从威廉这边离开后，兴登堡和格勒纳讨论了许久，两人都不愿意担负起向协约国军投降的责任。于是在6月7日，兴登堡宣布辞去德军总司令一职，而格勒纳则要求在柏林的总参谋部代表和政府进行协商，他表示自己可以辞职，但是总参谋部不可以轻易解散。
第1153章
在莫斯科的一整个五月，吴川除了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交流外，就是在推动共产国际的运行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事宜，但他还是把不少精力放在了观察人民委员会和整个苏维埃俄国行政体系的运行上。
虽然他曾经向德皇威廉提出利用中国试验总体战的理论，以对抗日本人。但实际上革命委员会一直都没有被逼迫到要打总体战的程度，一方面是他同日本开战之前储备了足够的物资，并主要利用了从俄国被驱逐回国的华工和闯关东的关内农民，还没来得及把革命军的力量扩张到东北每个乡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真的是穷鬼，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根本就没想过再打一场日俄或甲午大战。
因此在革命军时代也好，还是革命委员会时期也好，共和党都没有用到自己的钱，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总体战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始终都是一个纸上的计划，并没有完全的落到实处。甚至有些委员单纯的以为，总体战就是统计居民的日常消费，然后按照计划供应。
但是在莫斯科，吴川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一个正在进行总体战的政权是如何运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总体战的最严酷版本了。在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需求是不被考虑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社会运营的最低需要进行分配的。也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追求的不是让普通人活下去，而是让社会组织所需要的部门保持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被收集在了公共仓库，然后按照社会运营的需要再分配出去。以确保以最少的资源，让整个社会运转起来，而不至于崩溃。一般来说，一个崩溃的社会，大量的资源都会被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中，从而带来更多的死亡。
对于俄共布来说，战时共产主义其实满契合党的理念的，无非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极大的生产力下进行分配，现在则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但分配的方式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按需要分配，只不过一个是按照个人需要，一个则是按照组织的需要。
弄明白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理念，吴川也就搞明白了为什么人民委员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这是一个政权才能够组织起来的社会体系，只要政权没有被消灭，那么这个体系就能持续的运转下去。但是俄国境内的那些白卫军和地方分裂势力，他们就不是一个政权，而只是一股势力，只要失败一次就垮台了。
因此，只要人民委员会不垮台，那么人民委员会所领导的政权就不可能失败。革命委员会运来的物资，充其量是雪中送炭，但并不是决定人民委员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大多数人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就是觉得是革命委员会拯救了人民委员会。
吴川不会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居功自傲，但也不会去纠正广大俄国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更何况，向俄国人示好的并不仅仅只有革命委员会，胡佛所领导的美国救济委员会在向比利时和法国民众进行救济的同时，也正为俄国儿童发起救济，这使得俄国人对于美国产生了普遍的好感。
只是战时共产主义虽然能够让苏维埃俄国在内外敌人的围攻下活下来，但这一制度并不适合于经济恢复，因为它的运转太过低效了。因为要确保每一份物资都发放给组织所需要的人员手中，以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完成组织所交给的任务，因此哪怕是对一家小小的童装工厂的工人发放奖励，都需要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核对某个部门应当获得几份口粮，口粮的标准是什么等琐碎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发展生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而吴川也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早日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化。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苏维埃俄国根本不能同革命委员会和德国进行经济对接，这就使得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难以从纸上变为现实。
吴川和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宁同志进行沟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就变成了中德双方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共同劝说，终于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政策，这也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后退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也就是新经济政策。
但是俄共布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仅仅一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理解，就连党内的高层领导也同样不理解，特别是听说推动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是中国同志后，更是激发一部分俄共布党员的不满，认为中国党正试图插手俄国党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虽然他们批评的用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同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对立的，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
面对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声音，一度让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踌躇不前，打算居中观望先。列宁不得不出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代表们解释为什么苏维埃要退后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外列宁分别把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叫去进行了单独谈话，使得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列宁要求吴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新经济政策做一次简短的发言，以表明中国同志是从革命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出于其他想法支持的俄国新经济政策。
6月22日，吴川在克林姆林宫的俄共布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就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表态道：“首先：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是在物资短缺下使用行政权力实施的资源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利用货币来分配资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不管是货币还是行政权力，通常都是为少数人所掌握。是的，如果实施商品经济的话，必然会在群众中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但是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行政权力来分配社会财富，难道不会造就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吗？
相比起资本家和富农，难道不是一整个官僚利益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有着更大的危害性吗？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代表资本家和富农的沙皇政府。那么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堕落成官僚利益集团的时候，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打倒它？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在后退。但是我要说，对于官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至少是一种进步。至少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进步之前，在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觉醒之前，我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性，至少要比官僚利益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破坏性要小的多。
我建议俄国同志暂时的恢复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两个有害的措施中选择一个对社会主义危害较轻的，而不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是无害的…”
吴川的发言给俄共布党员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不是吴川提到了官僚主义，他们才发觉自己身边存在官僚主义，而是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身边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
哪怕是一个管理莫斯科某条街道房产的管理人，如果不能给他送上一点礼物，他也不会给你安排一间能够住人的房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某个从彼得格勒调来莫斯科的党员，组织上分配给了他一间单间，但是那间单间却已经被管理人私下出租了。
因此管理人把他带到了一幢废墟前告诉他：“同志，这是分配给您的…21号房间。”
这位可怜人看着废墟不得不告诉管理人：“同志，这里没有楼房，只有一堆砖块。”
管理人却告诉他：“不，同志，你的房卡上有，那么21号房间就应该在这里。至于其他事，可不归我管。”
最终，这位可怜人在热心的邻居那里住了一晚，革命时期的莫斯科可没有对内的旅社，只有分配的住房。如果没有这位好心的邻居，他就只能露宿街头了。从这件小事就能看的出来，现在的莫斯科有多官僚主义。
只不过俄共布面临的头号、次号难题是如何应对白卫军的进攻和怎么让人民活下去，所以对于身边盛行的官僚主义也只能采取忍耐和期待内战结束后好转。但是随着俄国国内形势的不断好转，人民对于官僚主义的作风已经有些忍耐不下去了。